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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儒家反民主”的西方夜郎自大症
儒家思想对政府所持的伦理观点是妨碍民主反对运动发展的重要障碍。这种观点乃是，政治上的妥协是令人厌恶的，认为知识阶级领导国家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之事（不承认有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对国家采取集体主义与有机论的概念（不利于政治竞争规则的建立。）- James Cotton, 1997.
这是西方学者夜郎自大的典型，既不懂西方文明及民主的本质，也不懂儒家就敢于贸然下定论：
1. 西方民主有着利益之争的希腊罗马实践起源，但经过亚里士多德“因个性而作出的决定才是符合伦理”的理论改造和伯克的诠释“议会辩论不是围绕利益的讨价还价”已经形成了非利益之争的民主理论。而现行西方民主中各利益集团之争实际上是对民主的背叛，是今天西方社会分裂和动乱的根源。西方正应该好好虚心从儒家基于哲学共识基础上激进与保守的个性之争中学习如何补救自身缺陷。可惜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因无知和自大错过了拯救民主的机会，直到今天依然不思悔改。
2. 知识阶级领导国家是文明发展的起源。就西方而言，古希腊七贤就是各城邦执政如梭伦执政雅典，随后知行分离导致千余年的文明倒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才开始回归，到19世纪知识分子执政达到高潮，可以说凡是知行合一的时代就是民主大发展的时代。身为西方学者，这点常识都忽略是不可思议的。
3.儒家的革命传统从“汤武革命”到孟子承认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比洛克早了2000多年，可以说儒家是最革命的，也是最理性的。
4. 西方无论是从古希腊还是罗马起源都缺乏对个人自由的承认，所以集体主义变成了贬义词，自由是平民对贵族统治和神权统治的反抗。而中华文明高度发达，自由早就成为天理，所以集体主义是以共同利益和荣耀来制约自由的滥用，是对平民进行贵族化的改造和升级。作者没有好好研究两者的区别就信口开河，这是西方井底之蛙的真实写照。
简而言之：西方的政治竞争是屌丝以个人利益之争取代谋求公共利益的方法之争，是低级的政治竞争，而中华的政治竞争是贵族围绕如何推动共同体发展的方法之争，是高级而成熟的政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