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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导读
Thomas Sowell（1930年6月30日－）是美国保守主义大师，既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虽然87岁了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发表专栏文章传播其理念。他的文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以事实和小故事讲出被白左及一切装逼犯们扭曲的真理（微言大义）。其专栏文章都很短，一次讲一个小问题，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常识启蒙，也可称之为针对政治正确的反洗脑。这是他最大的社会责任感。而美国网友在其视频下的评论也很有趣：Thomas Sowell is a king among men. Why did he not run instead of Obama, then everyone could be proud of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Yes, being black will not make a person a better president. I would vote for Sowell because he makes sense not because he is black.
索维尔著作等身，以经济学为主，但这部《知识分子与社会》（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Basic Books, 2009 ）在我看来，却是对现实社会：西方和东方都最具有价值的作品，是揭露白左装逼犯一切谎言的檄文，是重建人类正确思维方式的良药。虽然他不懂中华文明，但该书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实事求是精神，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人类，只要有正常的逻辑思维，总会取得最起码的理性共识，这证明了中华文明对未来人类文明进步可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然英美保守主义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的哲学共识，也远没有中华文明更为先进，但已经是西方文明目前难得的“清醒主义”了。
《知识分子与社会》举例详实，胜过说理，比雷蒙-阿隆的《介入的旁观者》更通俗易懂，所以我把它作为基础类书目的《知识分子模块》中第一本来介绍给各位书友。
本导读分六部分：1. 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之历史简介；2. 索维尔的理念；3. 书中的知识点 ；4. 借助中西对比的质疑；5. 延伸阅读；6.作业。本导读介绍的是相当全面的读书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读书目标和兴趣有所取舍或增加。
注：1. 只有页码而没有出处的引用均来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2. 标注（通）的出处为：托马斯·索维尔，《通俗经济学》（原书第四版），唐任伍、王宏新主译，刘文波、张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3. 标注（被）的出处为：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
1. 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之历史简介
准确的说，中国是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因为中国教育的原则是有教无类，目标是人人成为圣王。中国也很早就废除了西方的封建等级制度，至少自孔子以来，教育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没有实现古代中国人的普遍知识化，但有全民关于教育权的共识，远远比西方教育权专属贵族和神职人员要先进得多。所以，在中国只有士大夫群体，而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前者是知识化的执政群体，包括了在朝的执政和在野的监督，而后者是西方非执政的知识化群体。今天我们通常说的“知识分子”名词来源于西方。西学东进以来，随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的消亡，知识分子和执政群体也产生了分离，中西方政治和社会结构趋同以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他们和西方知识分子基本没有差别了。所以，知识分子也就成了全球可以通用的名词。
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早期知识分子和执政者都是合一的。比如中国的尧舜既都是圣人也是统治者，古希腊七贤也大多为统治者，尤其以梭伦为典型。但是随后中西文明就走了不同的方向，中国在儒家成为社会哲学共识之后，逐步形成了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和执政群体是合一的，直到清末以曾国藩为典型。国父孙文，也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他著书立说，既是革命家，政治家，也是理论家，比之华盛顿、拿破仑、戴高乐、丘吉尔就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是中国圣王成才体系和中华文明背景的必然。
而在西方，学者逐渐变成了被统治者，比如柏拉图，好一点的如亚里士多德最多也就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但从未执政过。罗马希腊时代最后的西方“士大夫”是西塞罗，但其统治力非常弱，理论影响也远逊于希腊先贤。进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以后，教会掌握了教育权和相当司法权，西方社会倒退千余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勉强重拾古希腊的智慧之光。以上整个时期，西方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其思想独立的品质。从启蒙时代开始，西方知识分子才逐步从反抗教权和君权的斗争中独立出来，并且广泛参政和执政，形成了类似中国的“士大夫”集团，他们是推动西方自由和民主发展的核心力量。在英国有霍布斯、培根、洛克、伯克等。法国则更多，但由于法国的民主化比英国晚，所以大革命前的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不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是执政群体。但是大革命后的整个19世纪是法国知识分子参政而成为法国“士大夫”的黄金世纪，也是法国民主大发展的世纪。所以，西方在希腊梭伦之后，最早从马基雅弗利起（老马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府高层），特别是启蒙时代起，知识分子和执政集团才逐步重新融合，真正主导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这段时期是西方文明大进步的时代，因为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执政地位决定了其必须“知行合一”的原则。但是，自普选以后，政治家越来越职业化，党派政治消灭了独立思想的“士大夫”，尤其是20世纪起大众媒体的普及，导致理性“士大夫”群体败给了善于煽动民意骗取选票的政党而集体退出了政治舞台。由此，失去了执政即实践可能的西方“士大夫”就蜕变为“只说不能练”的“知识分子”了。这种“知行分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因为无法从实践中检验其学说，也没有因具体的执政职务承担其学说导致社会后果的责任，西方知识分子就向着白左和政治正确的装逼犯道路上狂奔至今。虽然也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西方从教育和文化，乃至政治和法律，整个社会沦陷于概念优于后果考虑的政治正确之手。从30年代和平主义姑息纵容希特勒导致二战，战后西方左翼支持苏共力挺了冷战，到今日多元主义激励伊斯兰化将要导致三战，这百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要对人类文明和民主社会的倒退承担第一责任。
而在中国，从五四运动起，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们以抹黑传统文明为荣，以消灭传统士大夫精神为责任，最终他们不但得偿所愿，自己也求仁得仁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非但不反省，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不仅以西方的政治正确为纲，而且部分还以落后的宗教学说为目，继续全盘西化宗教化中国。无论其有多么良好的原始动机，他们都要为数十年中华文明复兴失败承担道德和学术责任。
但实际上，西方对其知识分子“知行分离”的批判也由来已久。最早或可从伯克批判法国大革命开始（我本人反对其观点，而是与潘恩同一看法，但其书中也有相当道理值得思考）。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批判过法国知识分子的过于理想化。1919年韦伯在《知识分子与政治》中强调了知识分子参政的理性责任原则。1955年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批判了知识分子高估自己能力而盲目指点江山的恶习，1981他在《介入的旁观者》中以个人经历讲述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处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1984年法国哲学家Jean-François Lyotard以《知识分子的墓碑》宣判知识分子的死亡。1988年英国学者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一书揭露了知识分子在公开的装逼言论和其不检点私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别。直到2009年索维尔的这部《知识分子与社会》可算是最新的批判力作了，也是，我很悲哀地说，也是“清醒主义”对“装逼主义”的最后反抗了。
以上所有的批判其实都集中在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和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目前的西方文明里是没有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传统和“圣王”理念。答案只有从中华文明里去找寻。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重归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而成为在朝执政或在野监督的群体。这就为全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榜样，可以说中华文明领袖世界指的不是去当其他国家的领导，而是以我们的先进模式去激发他们来改革自己的社会模式来追随我们的进步方向。中华文明是指路明灯，引导黑暗中的人类走向光明。
2. 索维尔的理念
我把索维尔的理念总结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人生理念是启蒙民众，提高其在民主制度下的议政/投票能力；其次为其哲学理念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政治正确；再次是其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念即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涉。
人生理念：启蒙民众，提高其在民主制度下的议政/投票能力
民主制度下，是拥有投票权的人民最终决定政策的选择，尽管政客们可以想尽办法忽悠人民。所以，人民议政能力的高下直接决定了民主决策的质量。政治家在任期内政绩的好坏并不仅仅是他本人的责任，投票给他的人也有责任，如果他履行了经过人民确认的政策。西方民主自普选之后，尤其是白左当道之后质量越来越差，这和被白左脑残化的人民错误地投票支持那些错误的政策密切相关。比如60年代美国人民支持了并不公正也没有实际效果的平权歧视政策，80年代法国人民支持了提前到60岁退休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建立在良好动机的口号之上，而不考虑其政策后果的，只是为了获取当期选票，因为很多政策的恶果往往要多年以后才能显现，而那时的候选人早已当选，甚至都连任了。
在索维尔看来，人民之所以被欺骗，就在于他们缺乏基本的知识和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通过常识的普及就可以提高人民的议政能力，从而避免被政客忽悠，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的质量。比如，针对选举承诺，索维尔在《通俗经济学》开篇就说：“当一个政治家承诺他的政策将增加一些令人满意的物品与劳务供给时，我们就应该问一个问题：这是以哪些物品与劳务的减少为代价的呢？”（通，p3）。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具体到某项政策，就需要选民有能力去真正了解不免费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因此，在今天民主时代的启蒙，早就不是18世纪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了，而是踏踏实实的议政参政的基本能力。没有高素质的选民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民主的，索维尔在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就是在履行这样的公民新启蒙的使命，非常值得我们敬仰。
哲学理念：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政治正确
首先，我们要知道：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虽然后来被毛提出后，借助国家宣传机器而广为流传，但根源来自中华文明传统的务实精神。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所说的，中西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即知与行的关系，自梭伦以后就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中西哲学也同样如此。中国哲学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这是哲学家本身为执政者的地位与社会责任所决定的。而西方哲学家不是执政者，固然可以超然于现实之外穷尽其学术遐想，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现代两大极权主义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来源于西方，在中国哲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西方哲学家的“知行分离”更容易以其完美道德之逼格来吸引民众，也满足了西方民众在唾弃早期野蛮霸权主义以后继续保持西方至上的文明优越感，所以白左等装逼犯们就逐步占领了从文化教育到传媒政治的整个社会。政治正确就是他们为自身垄断话语权而设计的话语体系：你非但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必须以他们的模式为自己的思考模式，从而整个西方社会陷入了越来越弱智化的局面。这套体系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而是基于装逼格调和美化概念的。最典型的表现为：同性恋者游行支持伊斯兰教，而该教教法是要处死同性恋的。有如“恐怖分子有枪，我们有鲜花”的反恐论调。这种语言范式就是逼格高尚的政治正确。而在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判例禁止根据种族、宗教等进行统计研究，使得任何关于移民融入和犯罪情况的科学研究完全失去事实的基础。这就导致了数十年来，法国治安越来越差，因为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可以说，政治正确是白左装逼犯给人类社会下的毒药，巨毒。
索维尔就是极极少数以实事求是精神来反对政治正确的西方学者，或者说是战士更为合适。比如他在书中就指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隐瞒事实的案例，就是对于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纽约时报》莫斯科站记者华尔特·杜兰特写道：“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的报道“有以下的特征：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p122）中国的西粉西奴们，包括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可曾知道所谓的普利策奖也当过斯大林的奴婢？
又如他批判美国教育界违背学生自然发展的逼格教育（p295）：“学生们最早在小学阶段就受到老师们的鼓励或召唤，要去在复杂的政策问题上坚持某个立场，这些问题甚至会复杂到与核武器的相关政策有关。老师们会鼓励或要求全班同学签名写信给国会议员，或者写信给美国总统。” 而实际上“教师在学生既没有相应知识也没有相应智力训练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去严肃地 检讨复杂问题，甚至直接鼓励学生们采取某种立场，这样的做法实际是在促进学生去表达非实质 性的意见和宣泄无知的情绪，也是在促进学生无视或拒斥相反的观点。” 所以，在这种逼格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就集体性地弱智了：“教师们如此行事，自然培养出学生们这样的习惯：在不具备知识素养，或者未经任何严肃方法、未以任何个人经验去衡量某种观点的情况下，就按照这种观点和相应的情绪来行事。”于是不讲事实，专讲政治正确的潮流就统治了美国社会。川普的当选，根本不完全是所谓失败的白人的起义，更是那些踏踏踏实实追求真理的美国人对政治正确消灭智慧的反抗。
在目前各国都很头疼的治安问题上，无论中西普遍存在政治正确（中国也有两少一宽）。索维尔针对一些特殊社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尖锐地指出：“在当地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常指责警察打击犯罪或暴乱分子的力度太严的地区，警察为了避免被解雇，在社区执法时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这导致犯罪势力更加猖狂，最终既在经济上也在其他方面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被，p177）。这种治安执法的政治正确，毫无疑问是文化之都巴黎成为偷盗天堂的核心原因。
经济学理念：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涉
索维尔是保守派经济学家，他更强调市场的自由，而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同时也强调个人努力而不是社会援助改变命运的做法。与左派干涉主义经济学家用理念指导政策的习性不同的是，保守派经济学家是用事实和合乎逻辑的推理来证明，政府干涉往往导致与最初干涉动机完全相反的结果。
比如房租控制方案，政府希望通过设定租金上限以保证穷人可以用付得起的租金租到住处。但在实际运作中（通，p33）：“价格被人为地降低到本应有的价格水平以下，从而出现了真实而令人痛苦的住房短缺。在这一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的人产生了比租金控制法案实施前更多的住房空间需求。”“当一些人占用比往常更多的住房时，可供其他人住的房子就会减少。”这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政策。实际上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政策，已经租到房子的房客就是既得利益者，而寻找租房的人就是牺牲品。而支持这个政策的也同样是寻找租房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有如关于政府要“保护工作”而对市场进行干预，比如国有化破产或要迁移的企业，或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也保住工作岗位。但实际上（通，p293）：“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人忽视了事物间的相互影响，即政府花费的每一笔钱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在零部件行业保住了10000份工作，可能是以经济中其他部门的15000份工作为代价，因为政府会把让这些人被雇佣的资金源泉通过税收征走。这一悖谬并不在于相信某些特定行业或经济部门的工作可以被保住，而在于相信这是所保护的整个经济的净工作。”
虽然保守派经济学远远优于凯恩斯主义，但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总是把市场的自由度过于理想化了，但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如教科书式的市场。因为不仅是劳动者会通过工会等组织要求政府干涉，资本家也同样如此。由于资本家本身有更多资源投入政治游说，资本家也比普通劳动者更懂得政治运作，且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所以有些政府的干涉并不如保守派所说的那样是影响了市场的自由，恰恰相反是把倾向资本家的市场天平恢复平衡。比如最低工资就是典型。索维尔是反对最低工资的，因为它扭曲了自由市场的价格交易。但在现实中，雇员无论在信息获取方面还是侃价能力方面都不如雇主，尤其在那些最低端的行业，雇员更加弱势。其工资往往并不代表真正的交易价格，甚至是雇主之间黑暗协议的结果。所以，制定一个起码但较低的最低工资是政府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的责任。
凯恩斯主义肯定破产了，加个新也无法续命。保守主义经济学要好很多，但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他们只是起源于西方文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而没有继承任何中华文明的智慧。所以，我说经济学要进步，非得依靠中华文明复兴带来的灵感和新理论才行。道理很简单，经济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所以单独依靠西方文明怎么可能全盘解决呢？这正是今日世界经济危机不断，贫富分化加速的根本原因。
3.书中的知识点
何怀宏为中文版写的序很认真也非常好，值得多读几遍。我摘录几段非常重要的给大家：
“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的独特性：即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必直接面对公众也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常常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负责。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就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则还有可能加剧一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乃至惊世骇俗。”
“由于西方世界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强势地位的，他们更多的是影响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对方影响。他们或还应更多地考虑这种责任。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有谨慎选择的必要。”
“这里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作者所认为的左翼。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去西方留学的年轻学子们就要有所警惕了; 而力图和国际接轨,乃至保持同步，引起西方学者注意的中国学者大概也要有所警醒了。他们必须尽量独立地思考和谨慎地选 择。”
“《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这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
一是基本的知识。
作者首先是对智力（intellect）、才智（intelligence）和智慧（Wisdom）进行了区别。“理解和运用复杂理念的能力足以用来定义智力，但是不足以涵盖才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 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 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智慧是对这一古老箴言的全面实现：“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 智慧需要一种自律，也需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其中包 括对个人经历和理性本身之限制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p2）
其次作者形象地描绘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右派人士的观点，他就很可能会把你视为愚钝的、错误的、傻里傻气的笨蛋。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左派人士，他更有可能觉得你自私、背信弃义、麻木不仁，甚至视你为邪恶者。”（p84）显然，右派对非右派的批评是依据理性的，而左派对其反对者的批判则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这是我们称其为装逼犯的关键原因。另外“长久以来知识分子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采用着同样的方式，他们经常把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描绘为出于某些邪恶的或不合理的原因而喜欢战争的人”（p87）反对一切战争，因而希特勒得逞了，但和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为数千万冤魂承担过丝毫责任。这就是典型的以脱离现实的道德要求去指导现实的左派行径。他们不会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给现实带来的后果。
再者，作者揭露了白左们抢占道德高地的各种手段，比如他们最拿手的“圣化”（anointed）：“在一系列问题中，知识分子所显露出来的倾向都是：获得凌驾于社会其他人的道德权威，或者间接获得政治权力，又或者是二者皆要。那种权威或权力对其表面上的受益人——无论是穷人、少数族裔还是监狱中的罪犯——的漠然，使得我们能够判断出，对被圣化者来说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获得和保持道德霸权。”（p107）而在具体运作中，“他们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对这样一些人的减刑主张，如声称被妻子折磨的谋杀犯，或是其他据说是有过这种或那种创伤性童年经历的罪犯，或是普遍而言的不幸者。但正是这些慈悲、体谅的知识分子，却很少愿意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宽容，而后者常要在以自身性命为代价的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在黑人群体的领袖对黑人街区的亚裔商店主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时，或者对白人及犹太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时，一些曾经反对过种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却不过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为这些言行辩护。（p110）在这些充满伪善的道德口号背后，索维尔指出白左们其实并不在意研究真正的解决方案，他告诉读者一种简单的鉴别这种丑陋的白左行径的方法：“验证这些不同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去看知识分子为促进他们的构想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由此就能看到他们泄露出来的真实倾向。同时也要与下面的内容相比较，即知识分子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仔细检查：1）在其观念之下所做事情的实际后果，2）在其观念之外甚至与其观念相悖的情形下所带给不幸者的福利。”（p104）事实上，白左们不愿意踏踏实实化时间去学习研究问题的本质，他们只是贯彻了一种迅速“出风头”的方法。因为叫嚣道德远远比研究问题和找寻解决方案容易。
所以，作者在书的最后揭露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要霸占话语权和道德高地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简要说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非如此的话，知识 分子的观点就不可能对公众有多大影响，也就不可能对民主国家中的政府政策发挥任何作用，无论知识分子关于世界当前状态的观点是什么，也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关于世界怎样才能更好的观点。一般公众以各种非志愿的方式为知识分子的收入做出贡献——作为纳税人，他们支持了学校、大学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研究机构及项目，不仅资助知识分子，也资助了艺术事业。社会中其他那些对心智能力要求很高的职业，比如说工程师，其终端产品始终面临着巨大的自发性需求， 例如社会对于飞机、计算机或者建筑等产品的自发性需求。但是对于终端产品为理念的知识分子 来讲，社会却很少会对其产品有这种自发性需求。对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 角色既不重要也不显著，除非他们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显著的角色来。” “这些非知识分子成功人士，首先要在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取得成就，才能赢得公众的注意和赞美；但知识分子却不同，许多知识分子只有超出他们的专业知识或能力，才能追求到同等的公众关注。如果伯特兰·罗素没有成为过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在一些他并无资质的事情上发出过那些引人关注的评论，那么除了职业哲学家和数学家以外，还有谁会知道他呢？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同样的情况。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很高地位，但他们要想获得普通公众的关注，却只有超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去对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做出含糊其词但却引人注意的评论，才有可能如愿。他们在自身专业之外的问题上妄加评判，未必就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只是由于他们在某个领域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力，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情上的无知，公众往往也会忽视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p286-287）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道德外衣下包裹了那么多显然是脑残的主意，因为那些知识分子其实根本不懂他们所说的领域。就像很多抹黑中华文明的西奴，他们连最基本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中文版）都没读过。
二是可以由此延伸研究的向导类知识。
此类内容很多，都是作者在举例说明时带出来。比如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流动问题（p38-39）、治安问题（p82）等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就此延伸自己的研究。我当年在读此书时正在研究违宪审查的问题，所以对书中引出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就特别关注。
“至少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压倒性地支持法官们角色的扩张，这使得法官们能够跳出适用他人所创制的法律的角色，而由他们自己去重新制定法律以“适应时代”。这就是说，让法律去符合时代的流行构想，符合圣化知识分子们的构想。”（p166） “进步时代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已经正确地解读出了他们时代的趋势，即司法能动主义促使法律向着这些知识分子的目标和价值方向前进。”（p167）索维尔揭露了法官们强化司法能动主义的个人动机：“为了诉讼当事人的或者出于知识分子中流行构想所偏好的理由的司法能动主义，在最低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接受，而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预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甚至崇拜。总而言之，激励因素促进了司法能动主义就像知识分子一样，法官们也只有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成为“哲学王”，并去决定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问题时，才会在一般公众之中声名鹊起。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崇拜者们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的法律学者，不单是他，一个世纪前的首席大法官罗杰·特尼也是这么出名的：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对社会做出了广泛的宣示。但他们的这些判决都是以社会学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些超出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范围的宣示，实际上成了法官赢得社会声誉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法官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说了那么多毫无意义的事情。”(P174-175)
比较新的例子就是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判决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全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判决就是高院在没有任何宪法条款基础上作出了所谓符合社会发展的立法性质的判决。司法能动主义就是法官取代了立法者而依据他们认为或他们推崇的社会潮流去判决。所以对保守派法学家们来说，川普赢得大选就非常关键了，因为他有权任命终身制的高院法官，从而制约旺盛的司法能动主义浪潮。
我和索维尔及美国保守派法学家不同，虽然我依然坚持法律即传统的基本原则，但我并不批判一切司法能动主义，因为立法滞后于社会共识的进步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西方文明缺乏中庸的哲学智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克制能动的野心，也没有办法保持能动的雄心。正如我说的，现代法学非经中华法学的智慧补救之后，不会获得进一步发展了。
三是可以结合自己过去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
这是和自己研究的内容结合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在不同阶段也会不一样，因为读第一遍时你还没有研究到的内容，再读第二遍时就可能碰到了。在书院必读的基础类书目中所选择的书都是值得收藏，反复阅读的。因为我的个人研究相当宽泛，所以能够融会贯通的地方有很多，本导读仅举两个例子，供书友们参考。
比如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1975年处在收入最底层20%的美国职场人士中，有超过四分之三在1991年已经跻身于前40%的高收入者行列。在1991年，原本处于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仅有5%的人依旧原地踏步，而这一范畴中的人口竟有29%上升到了顶层的五分之一的范畴中。但是，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却将这个不断变动的人群处理成一个静止不变的统计范畴，即一个被称作“穷人”的持久阶层。在那个被定义为“穷人”的统计范畴中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阶层中的固定成员。同样，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希腊所做的许多研究中，也表现出了在统计范畴内具体的人暂时性地属于该范畴的特征——那些在某个具体时间处于低收入档次上的人，只是暂时性地如此。”（P38-39）由此，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主要手段就不是扶贫，而是帮助其富裕。即经济政策和城市政策都首先要重视避免阶层人群的固化，而不是阶层本身的存在，关键是制度能保证阶层流动有着相当活力，而不是把主要公共资源投入一个暂时处于贫困阶段的群体。具体政策方面比如过高的失业金是否适得其反呢？
又如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干预政策：“当年，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失业率上升。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以后，在随后的12个月 中从未有过哪个月的失业率高过10%。但在政府对经济实施干预后，在随后连续35个月的漫长时段内，竟没有哪个月的失业率降至20%以下。简言之，尽管股票市场的崩盘已经被看作是“问题”所在，而政府干预也被看作是“解决之道”；但事实却是，紧随经济问题之后出现的失业率，还不到紧随政治解决方案出台后的失业率的一半。”（ｐ７１）我一直认为经济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恢复平衡的能力，除了“节制资本”等抑制过度投机（我认为过度投机本身就是违反了经济自由原则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之外，政府为挽救危机所采取其他政策都无助于危机本身，而且只会延缓经济自身的恢复时间，同时为以后埋下地雷。而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等不及了。他们没有基本的经济常识，也无法忍受短期的损失而宁可把地雷转移到子孙后代。所以，政府必须行动，哪怕行动本身就是错的。
四是马上可以学以致用的。
比如民主时代公民新启蒙的重要性：“经济学上的一种强调意志的观点，使知识阶层能够像政治家和其他人那样将经济学戏剧化，例如用“贪婪”解释高价格，用缺乏“同情”来解释低工资。。。。简言之，价格和工资不是由意志所决定，而是被供求关系系统性地决定的。要理解这一点，与人们是不是左派没有多大关系，而与人们懂不懂经济学关系重大。”（ｐ５５）所以，今天西方民主危机的根源其实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公民缺乏议政的基本知识，比如经济学。书院开列那么多书目，希望大家先提高能力。那么多人要民主，但哪天民主真的来了，作为公民，你“会”投票吗？
再如：“在法国，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哪怕最轻微的迹象：由于德国重新武装了莱茵河地区，法国公众想要甚至愿意容忍政府对德国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嘲讽性的周报《鸭鸣报》（Le Canard enchainé）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它说道：“德国人入侵了——德国地区！”（ｐ２３５）这种媒体毫无危机感的调侃显示了法国知识分子愚蠢的逼格。结果我们都知道，法国人民仅仅是纳粹德国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在当时法国是完全有能力制止希特勒的冒险。因为元首下令法军一旦进攻，德军就撤退。这个历史教训，非常遗憾，当今天法国人面临伊斯兰化威胁时依然没有吸取。
4. 借助中西对比的质疑
面对白左的政治正确，西方保守主义是一副良药，但却无法根治问题。因为西方保守主义无法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进步渴望，而西方的进步主义无法抑制改造社会的冲动，这是西方文明两极分化的固有特征，根源在于其“知行分离”的传统。而中华文明就是保守型进步主义，也可以说是进步型保守主义，却能完美地平衡两者，根源在于其“知行合一”的传统。
索维尔作为保守主义者，其定义的知识分子是不介入真正实践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p3）对他来说，解决白左问题的核心不是用“知行合一”来强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而是缩小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运行的范围。这就好像用堵的方式来治理洪水，而中华文明的“知行合一”就是用疏的方式来治理洪水，显然后者要高明得多了。
5. 延伸阅读
对于非经济专业而想学习经济学的书友来说，在阅读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学课程之前，我建议先看看本文中引用的索维尔的经济学著作《通俗经济学》（原书第四版），唐任伍、王宏新主译，刘文波、张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对其人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他的个人网站：http://www.tsowell.com/，及文章http://www.jewishworldreview.com/cols/sowell1.asp。
在油管上有不少他的视频，建议书友们看看，也可以顺便提高英文水平。
对知识分子如何参政感兴趣的，还可以看看韦伯的《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对于法国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参政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米歇尔-维克尔，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虽然作者很左，书中也是赞美多过批判，但不妨碍读者了解那段法国民主化最黄金的历史。
6.作业
以下形式自选其一
- 书评：不少于2000字。
- 参考索维尔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撰写一文来批判白左和政治正确，可选一你感兴趣的主题，不少于2000字。
- 模拟一次和白左及政治正确病患者的辩论。按回合制辩论形式写，白左方可简略发言，列举其常见的观点即可，而你的发言要稍微详细点，有事实依据，也得有妙语文采，总计5-10分钟约1500-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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