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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导读
“中国人自己团结成一个民族，创造成一个国家，五千年到今天了，请问！若我们不了解过去的五千年，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 这是钱穆在书中的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的质问。”[1]
我们要复兴中华文明，首先要了解过去的中华文明，这是复，是兴的基础，那如何复的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习研究历史的问题。因此我把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作为钱穆系列开篇的根本原因。书中的第一讲就是《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其后的内容都是以上方法的具体运用的案例。因此本书不仅可以提供我们具体的历史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中国式务实的史学研究方法。由此本导读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2.中国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详解；3.书中的知识点；4.质疑；5.延伸阅读；6.作业。
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钱穆于一九五一年春在台北应“国防部”高级军官组之特约讲演的录音整理，共分七次，每次两小时，为七讲。分别为：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第二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第三讲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第四讲中国历史上的国防、第五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第六讲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第七讲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由此，我们得到三个重要历史知识。第一个可以窥视国民政府是如何培训其高级军官的，对国军将领而言，他们的理论“老祖宗”是谁？是我大中华传统文明，这是国民政府一直自视为我华夏正统的证据。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1951年时期的国军高级军官的文化修养还是很高的，不然是没有能力听懂钱穆这位国学大师的讲演的，尽管其已经通俗化，但毕竟需要相当的古今中外之文化根基。第三个是国民政府对其高级军官的培训不全在武事上，也重视文修，这正是中国“出将入相”文武兼修的传统，军事的目的不是夺权打天下，而是捍卫我中华文明的骨血。我们今天的读者也因此有幸在60多年之后，可以再次续上这些华夏先民的智慧和精神。
钱穆在演讲的前言里说到：“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灭亡了，…… 恰巧在那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 到今回想，这四十年的中国，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内忧外患，使人悲观。但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
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2]”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另一个历史知识：显然，对于民国政府及其高级军官而言，民国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因为他们自认为中华文明的正统，而对岸则是西方苏俄共产之附庸。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在大陆的失败仅仅作为是党派主义相争的失败，而是中华传统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面对另一个西方主义的失败。所以，钱穆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民国政府的存亡，而是中国的存亡。这是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后最核心的精神支柱：他们必须为中华文明的生存而坚持。这股复国的精神，才真正支持了弹丸小岛上千万华夏遗民的奋发图强而成为上世纪国际瞩目的明星。而今天的台湾在各方面的沦丧，正是这股“复国志气”的消亡。那些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台湾人实在不懂得：台湾的精神不是台湾人的精神，而是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天下将亡之际强韧的复国豪情。而台湾上世纪的奇迹正是这股豪情的充分爆发。台湾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就在于重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精神，在于重新做回我大中华的大国民。
第二部分是附录，收录了钱穆另外四篇相关演讲，分别是：一、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这是钱先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国防研究院”的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上；二、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是他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国防研究院”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三、中华民族历史精神，是他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给《中央月刊》四卷二期的专稿；四是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是他于民国三十二年重庆党政高级训练班讲演，刊载于是年六月《中央训练团团刊》一八三期。
《中西文化论集》这种看来应该是文化部办的刊物却是“国防研究院”来办了，可见在民国政府的理念里，最大的国防就是文明的存亡，救国保国首先是救中华文明和保中华文明。另外，如《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讲演居然是在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对党政高干的培训，可见当时民国政府对其干部素质要求的内容，正是遵循了中华文明的传统。
2.中国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详解
这一部分我重点讲解书中的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为大家以后的历史学习做个铺垫。
“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所以历史该分三部分来讲：一为历史本身。二为历史材料。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3]”
“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世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4]”
这是中国史学乃至中国学术与西方史学和学术的根本区别。中国要将理论联系实际，学术要为现实服务，而西方学术越来越变成了单纯考据的学术癖了。钱穆的史学核心就是这句：“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这同“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相对西方各种史学流派而言，中国只有这一个理论联系实际派。要知道学术流派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思想的发达，最多只是思想的丰富，如同少年人往往有很多奇异的想法，而成年后才会形成一种成熟思维，西方学术其实还处于未成年阶段。只要看看两次世界大战、苏共、白左等，就知道他们的学术思想其实极不成熟。所以，我认为中华文明复兴之后，人类的史学也将由中华史学领导下进步，而史学中心必然是在中国。
“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而事业必有其“持久性。”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5]”
“《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13）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孕育了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6]”
“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
再进一步说，这一生命，也并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7]”
“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8]”
化的实际上已经沉淀的历史事实，但存在的是历史精神，即历史中演化的思想。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就孕育了现在和将来。因此，我们要通过研究历史事实来理解形成过去历史的思想，并以此思想来了解现在和未来。钱穆讲的历史的精神和西方非主流史学家，哲学家出身的英国人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的史学观点相近。
柯林武德的史学有三个定律：第一条是：历史并非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第二条是：任何历史问题都是该问题的思想史；第三条是：历史知识浓缩在今日思想中的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因此对他来说历史研究就是“历史在心中的重演”，比如要研究为何布鲁图斯要刺死凯撒，就要研究前者的思想，因为是其思想导致了行动-刺死凯撒这个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学家必须通过各种历史材料来在心中重演历史人物布鲁图斯的思想[9]。通俗地说就是将心比心去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历史的场景去以历史人物的角色来思考，这样的历史研究的结果才有资格成为今日借鉴的历史经验。因此这样的历史研究就远远超越了考据型的事实陈述了，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极高要求，因为历史学家必须拥有和其研究对象同样高度的气质、胸怀和思维能力，如果他们要研究帝王如凯撒、汉武帝等。因此，柯林武德的史学方法就是西方非主流的，因为西方文明没有能力产生足够能与“王者”同心的历史学家。而在中华文明里却成为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史学方法，因为中华文明是以人皆可为尧舜来教育的最先进文明，历史学家能与“王者”同心是作为学者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也可以用神学角度来说就是：洞悉历史需要某种心灵感应，所以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是神。所以，钱穆和柯林武德都是把人类史当作一个有着精神的生命，正如后者对汤因比的批判：“他的总的历史观归根到底乃是自然主义的；他把一个社会生命看作是一种自然生命而不是一种精神生命。[10]”由此，我们就知道唯物主义史学中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也是一种新旧自然生命的更替，而非连续的精神生命之演化，所以以这样的史学改造社会就因断裂了传统精神而带来了亿万生灵涂炭。正如钱穆在后文中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他并不能像中国人般有极长极详的历史材料，可让他凭仗来形成他精美的哲学。所以他并不根据历史来讲哲学，而是根据哲学来讲历史。[11]”当代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接受西方教育后也降级到了西方低层文明中而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把民主作为终极，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历史因为有了精神，而不会终结，它会永远演进，除非历史的载体其民族或人类灭亡。
“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能生育有人类，不能生育有民族。。。。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12]”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啥当时即钱穆演讲的1951年春，要反复强调中国不亡，因为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观点，大陆已经变成苏俄共产主义统治，虽然统治者还是中国人，但主流的思想是西方来的，而不再是中华传统文明了，因此算是中国亡了，除了台湾。
“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13]”
“没有历史的知识，就等于没有民族的生命。[14]”
“今天大家的所以悲观，就在要一笔勾销这五千年历史而终于购销不掉它。今天中国之所以还能有乐观，也就在这一部五千年的历史之不可能购销。[15]”
中国面对西方的失败让中国人恨起自己的传统文明，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也荡然无存了。柯林伍德也说过：“希腊时代的天真的自信心已经随着城市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了。[16]”但是希腊亡后，其文明再也复兴，今日之希腊完全没有古代希腊之精神了，因为希腊被异族统治了整整2000年，其传统精神在异族的奴役下早就死亡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这样说被穆斯林和英国奴役的印度：“长期奴役一个民族和对自由的剥夺带来许多的罪恶，而这些罪恶之中最严重的或者是在精神的领域方面-民族的道德堕落，精神也慢慢地耗尽了。[17]”但是，中国人还是幸运的，因为其民族精神还没有死亡。
“今天的中国，我们只可说它生了病，生了一种“文化病”。有生命的不能没有病。生了病，须寻求它病源。不能说你有病，因为你有生命，要消灭了生命，才能消灭你此病。试问，世间有没有这样的医理？…… 当知生命和历史，都是带着过去走向将来的。但不是直线向前，它中间尽可有曲折，有波浪。正如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健康，有时病了。就是西方国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历史，一样有昂进，有堕落。。。。正如不能拿两个人某一天的健康情形，来衡量此两人体质的强弱。[18]”
今天认为中华文明不如西方先进的就是犯了这种瞬时间横切面比较的错，他们没有从历史的长波段曲线中去看待中西的比较，而这正是我们要用中国的史学重新学习中国历史的原因。
“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19]”
这是钱穆的史学，也是中国正统史学与现行统治全球史学界的西方史学的本质区别。西方史学是类似清末的考据学，是恋古癖的学问，他们禁止带着“现时代问题”而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历史研究不够中立，因为历史学家有着“解决问题”的动力了，而学术只应该呈现事实，至于“解决问题”那是政治家或其他决策者的事情了。这种所谓的“学术中立”的原则统治着目前全世界的人文科学领域，不单是史学，连最讲究实践的政治学，也是如此。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术研究是导致今日人类各类问题无解或瞎解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不复兴而领导人类学术，这个问题永无解。那些喝了点洋墨水的博士或教授批判钱穆的史学不够科学，其实是指其史学不是西方式的，而他们认为只有西方史学才是科学的。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史学的真谛：史学无法成为完整的科学，因为历史学家无论其多么客观中立，其本身都是历史主观的创造者，至少是历史精神的创造者，并由他们的历史著作表现出来的历史精神来影响了现在以及后来的历史。所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戏言本质是对的：要明白打扮是历史学家解读的历史精神，而小姑娘依然是小姑娘是历史事实，但是科学无法打扮。“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味着“春秋”中有着孔子的价值观，柯林伍德也说过：“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他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于探索它的历史来说绝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20]”显然，科学家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输入自己的价值观的。
“今天以后的世界，将是一个解放的世界，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是将来文化的正统。这双方的对立，便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出的一个病症，而表现了两种相反的病态。今天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没落，它应有它将来的生命。但这并不便是我们的生命呀！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回头来先认识自己。因为一切问题在自己的身上，解决也要在自己身上求解决。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了。否则思想学术不独立，国家民族不会能独立，不会有出路。一个全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决不是有大好出路的民族。[21]”
我们就要用中国自己“通古今”的史学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精神，并让这些精神在我们的今天和未来继续发扬光大。柯林伍德在这点上更像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他说：“我们不能重新复活阿基米德的胜利或马略的辛酸；但是这些人思想过什么的证据，却在我们的手里；而且凭借解释那些证据而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重新创造这些思想时，我们便能够知道（只要有任何知识的话），我们所创造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22]”今天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回到已经死去的祖先们的心里来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但是他们思想过的证据却在我们的手里，凭借解释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重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中国历史的精神，而中国历史足够丰富的资料可以使得这种精神重构得以最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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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5
[2]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前言pp. 1-2
[3] 同上，p. 2
[4] 同上，p. 3
[5] 同上，p. 4
[6] 同上，p. 6
[7] 同上，p. 7
[8] 同上，p. 8
[9]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p. 302。The Idea of History，1946
[10]同上，p. 236
[1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15
[12] 同上，p. 7
[13] 同上，p. 8
[14] 同上，p. 11
[15] 同上，pp. 13-14
[16]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p. 71。The Idea of History，1946
[17]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p. 392，Jawaharla Nehru，The dicovery of India，Meridian Books Limited，London，1951
[18]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14
[19] 同上，p. 15
[20]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p. 303。The Idea of History，1946
[2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pp. 18-19
[22]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p. 408。The Idea of History，1946
3.书中的知识点（举例）
一是基本的知识。
“秦汉时代的中国，却不好算是帝国，因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严格区分。同样是中国人，都在同一政府下受着平等待遇，所以是“真一统”。帝国则仅有一统的形式，而包括着多统的内容。被征服的希腊、埃及等，不能就认为是罗马人，罗马政府并不就是他们的政府。[23]”- 这就是中西方大帝国（这里我依然用“帝国”来指规模宏大的国家）之本质区别，中国有着坚固的文明内核来凝聚所有国民，因为国民平等才能让所有国民都自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的文明可以有兴衰而衰兴，但是罗马就不行。
“东汉章帝为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东郡，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上坐，帝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君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24]”- 这个掌故证明了道统的礼仪高于法统的礼仪。
“我们再进一步，应讲到晚明诸老学术上之特征。诸老学术：第一：当注意其修学与为人之合一。第二：当注意其学术与时代之合一。第三：当注意其传统与革命之合一。一言蔽之，晚明诸老之学，可谓是已达“明体达用”、“內圣外王”之境界。[25] - 这为中国学术之务实精神的三大首要原则。
二是可以由此延伸研究的向导类知识。
“国家只是一个机构，它有一种任务，就是发挥人类的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个人与家庭，也有此同一仍无。这种任务之实现，在中国人讲来便是“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明道，要行道。但这一个明道、行道的基本核心，却是在“个人”。就外面讲“道”，就个人身上讲是“德”。明道、行道便是明明德和修身。用现代语来讲，要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是此过程中两个歇脚点。[26]”- 这是钱穆中国式的国家论，其核心在于个人和国家的一体化，个人之人生使命责任及品格和国家之国运使命责任及品格是相统一的。由此可以通过比较和西方的国家学说来综合一个更普世的国家学说。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待，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这不需要宗教信仰来支撑，而近代科学的新发现，也并不能把这一观念推翻了。这是中国道德精神价值的高卓精深处。[27]”- 这种不朽就体现在更为人文且可以由历史进行评估的立德、立功和立言。比宗教的天国或地狱要先进得多，当然也是符合中华文明先进性的特点：只有人人可以接受“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这样的不朽才能成为取代宗教功能的“死问题”。而西方文明里没有人人可以成圣的观念，就很难摆脱宗教的控制。
但是法国建立的“人皆可列入”的先贤祠作为国家级的世俗宗教来建立不朽，由此多少可以减弱宗教的影响，因此法国也就成为西方最先进的文明。但中国的“不朽”的“审定权”是在民间在学者中，又经过社会各方面力量互动在历史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定论，是一种依靠长期连续性“天天公投”的类民主程序。而法国的“不朽”即进入先贤祠的最终决定权在政府（目前是总统），所以难免为党派和政治斗争所利用，有进去而后移除的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米拉波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又如2009年时任总统萨科齐提议移入法国大文豪加缪，就遭到加缪的儿子就反对，不愿意其父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可见由现实政治权力，即中国的法统来决定不朽并非足够令国民信服的。而中国的“不朽”是历史精神的沉淀，政治力量和本人的后裔都无法干涉，遂成全体国民之最大共识。
三是可以结合自己过去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战略，实际并未曾应用，而详细记载在历史上的，这在安史乱时，安禄山率兵由北京越黄河攻洛阳，西向至长安，唐明皇入蜀，肃宗在临武指挥勤王师恢复两京。当时谋士李泌献计，以一支兵屯陕西北部牵制长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牵制洛阳，虚张声势，使安史军队到处设防，然后以奇兵潜从绥远绕察哈尔，越居庸关，直拊北京之背，先解决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所谓“犁庭捣穴”之策。倘使当时唐肃宗听从此说，安史余孽不会再盘踞河北，藩镇之祸不致拖长，也许此下中国历史也便不是如今这样的了。但肃宗说：“方今上皇蒙难，不复两京，无以对国人。”遂决计先攻长安，再攻洛阳，安史兵队节节退却，河北三镇老巢，终于仍落在安史部下。[28]”- 我摘录这段不是讲一个军事故事，而是说明西方式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士又一根本性区别在于中国的士是文武兼修的，不但懂得文治也懂得军事战略。这也是土龟钱穆和海龟胡适的又一标志性区别。所以，即使作为现代的士，也不可不知兵。
“只要看人类社会上有善，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善。只要见人类文化中有爱，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爱。我们既喜欢此善与爱，便该把此善与爱尽量发展。这在西方是宗教。他们说：上帝要我们善与爱，我们故该善与爱。中国却说：你不是喜欢善与爱吗？我故尽量对你善与爱。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善与爱，我情愿对你善与爱，我不在求得你任何报酬，纵使对我有绝大牺牲也情愿。这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吗？故我说：中国人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29] - 其实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自由地去善和爱。而所有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实现这种终极的自由，从教化为立国之本开始，到平天下而让天下的人都能够相善相爱，正所谓王道。
四是马上可以学以致用的。
“元、清两代，他们都是异族入主，有意违反中国的传统政治。元代较黑暗，清代较高明，但其厉行专制则一。[30]”“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积非成是，我来述说历史真相，反而认为是故发怪论了。[31]”- 可以用来反驳那些“两千年黑暗专制的谬论”。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32]”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 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33]”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 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34]”
“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35]”“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36]”
这段首都与国家精神和国运的分析非常值得细细研究，中华文明复兴后当逆流而上，向西北奋进！
“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经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一民族，没有能象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他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应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37]”
钱穆以性本善来推定受众而写作和演讲，以他的善来启发和感应受众的善，而完成他的教化人为善的宗旨。读他的作品，心中会感动是因为人性本善。读他的作品会有力量是因为你身上流淌的是创世英雄的血。与诸君共勉。
3. 质疑：
钱穆终身对民主的普选制度存有相当疑虑。而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宪政从唐到宋是君权不断强化的演变，到元更黑暗，到明略有恢复，但因为废了相权而君权进一步强化，到了清则变成了部落专制了。所以从2000年政治史来看，总的演变是趋于专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贵族阶级的倒台和平民阶级升起形成了一个阶层流动而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因此唯有皇帝一家是血缘继承的，所以王权就自然得到强化，这是古典君主制随之平民社会扩张而必然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华政体自身的局限性，一定要借助西方民主才能加以时代改革而更新。民主的意义正是给予平民普选权而制约君主（国家元首），正好适应了平民社会的扩张。由此而见，从中国古典君主制下的传统非投票类型宪政到现代普选制的民主其实是一条完全可以相衔接的演化路径。钱穆其实看到了中国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变化，但没有看到西方民主正好是此的解决方案，是其西学有顿悟而不够扎实之故，而其西学不扎实的关键，依我的经验主要是和西方社会各界人民缺乏广泛交流之故，另外也没有选举前线的经验。当然这对于他这位国学老先生而言，是力所不及的了。
“我此刻，暂把人类文化分作两类型来讲：一是向外的，我称之为“外倾性”的文化。一是向内的，我称之为“内倾性”的文化。[38]”
“如《离骚》，由屈原所创造。表现在《离骚》中的人物和个性，便是屈原他自己。陶渊明创造了陶诗，陶诗中所表现的，也是陶渊明自己。杜工部创造了杜诗，杜诗中所表现的，也是杜甫他自己。由此说来，并不是屈原创造了一部文学，遂成其为屈原。正为他是屈原，所以才创造出他一部文学来。陶渊明、杜甫也如此。在中国是先有了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中国诗人很多，而屈原，陶渊明，杜甫，最受后人崇拜。这不仅是崇拜其作品，尤所崇拜的则在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若如莎士比亚生在中国，则犹如施耐庵、曹雪芹，除其文学所表现在外的以外，作者自身更无成就，应亦不为中国人重视，不能和屈原、陶渊明、杜甫相比。这正因中国文学精神是“内倾”的。要成一文学家，其精神先向内，不向外。中国人常说“文以载道”，这句话的意义，也应从此去阐发。中国文学之最高理想，须此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文以载道，即是“文以传人”，即是作品与作者之“合一”，这始是中国第一等理想的文学与文学家。[39]”
这是中国的“言行合一”，人的作品和人的行为是统一的整体。好比西方耶稣之人生和《圣经》之一体。这样的观念是中国特有的，而在西方只有宗教的圣人如耶稣才有。或者在最先进的西方文明里才有，如雨果在法国文明里就是世俗的圣人，这是特例。而中国则是通例，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是“人皆可为尧舜”。又如我们推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名句并不因为这是一句高大上的诗，而是因为写诗的是名垂千古的文天祥。而在西方为何为特例？因为西方的诗人作家多半是职业，而不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修养，这正是中国为文教立国之必然，因此这不是钱穆所说的西方为“外倾性”文化和中国为“内倾性”文化之故。这是整个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西方不同，所以当西方说中国哲学因没有系统化而不能算哲学时，其实是他们对中华文明了解太少，无法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文明里寻找到这种已经渗透发散并完全落于实践中的哲学体系。
“又如欧洲中古时期的许多教堂，鬼斧神工，宏丽瑰伟，也都到达了定型化，无法再进了。可见任何物质形象之伟大，必有一限度。一方面是人类文化进展而始能到达此限度。人类当时的文化精神就表现在此伟大上。但当时人类文化之无可再进，也表现在此限度上。所以物质形象化到达一限度，即回头来压迫人，要人自认渺小，自承无能，而人的灵性也因此窒塞，生机也因此停滞了。在耶教初期，以至在罗马地下活动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耶教有其不可估量的生命力。但到中古时期，各地大教堂兴起，不论教徒、非教徒，只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说在向着下坡路而逐渐萎缩了。今天跑进欧、美各地的大博物馆，收藏的尽是些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乃至中古时期的各项遗物，要瞻仰研究他们的古文化，多半要凭借这些遗物。这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正表现寄存在这些遗物上。若舍弃了那些遗物来直接观察今天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试问他们的文化在哪里？所以说他们的文化，偏向于物质形象化，精神外倾，衰了不复盛，亡了不再兴。[40]”
我觉得中国亡而兴不全是内外倾的问题，而是和人口多寡紧密相关。文明的载体是人，人被灭族了，或者精英被屠戮殆尽，或者被长期奴役杂交，再牛逼的文明也不存了。可见永远足够多的人口对文明保存是多么的重要。全人类都应该感谢中国人有这么多人口，才可以护佑着人类唯一的人文主义领袖文明至今。因为有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未来人类才能从浩劫中得以重生。而我们也应该牢记这点，在中华文明复兴后，面对目前的危局，鼓励汉人生育应该是一项长期的第一国策。
4. 延伸阅读
钱穆的书很多，我这里就不展开了。另外推荐一本历史学作品，就是本文中多次引用的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The Idea of History，1946。
5.作业
以下形式自选其一
- 书评：不少于2000字。
- 以《为何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为主题谈谈你的看法，议论文形式，不少于2000字。
- 以《国家的使命是什么？》或《中国人信仰什么？》为主题，发表一篇演讲，总计5-10分钟约1500-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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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明复兴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