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0讲：第二部分：今天的世界及其主要文明之开篇

大家好，今天播出《中华文明通俗讲话》系列第10讲：第二部分：今天的世界及其主要文明之开篇。

“我们纵认为世界文化诞生之第一步骤，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之控制与领导，则此一步骤，殆将过去。其第二步骤，将为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得从此控制下解放出来，经此一番鞭策与警惕而各自新生。将来之新世界，将以各地之文化新生，代替以往之西方文明之传播；再将以各地文化新生中之相互交流，代替以往西方文明传播中之经济摩擦。各地域、各民族之秩序与组织，将由各地域、各民族之文化新生而完成。斗争性的世界史，将渐转为组织性之世界史。然后由于各地域、各民族之各得重新完成其秩序与组织，而转进到世界之大融合。[1]”这是钱穆于1950年的演讲，谈《世界文化之远景》。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半个世纪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最后一部分《文明的未来》中的判断：“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2]”以及他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3]”

亨廷顿肯定没有看过钱穆的作品，但他对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世界各文明的独立新生的意见证明了半个世纪以前钱穆的预言。但两者对于世界文明未来的走向和对策是截然相反的，这是中西文明的典型区别。钱穆讲的是各民族文化独立新生后相互交流，最终演进到世界文明的大融合，这体现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对未来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亨廷顿是以敌我斗争为基点，提出均势平衡避免冲突的对策，这依然是西方文明的斗争特征：实力强大的时候做霸主，实力下降了，就保自己，他们没有和平交流的想法。所谓的和平不过是打不赢，打累了的时候暂时的休息，这正是西方文明野蛮性和现实性的体现，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是短期休兵，长期战争的体系而已。所谓的外交均势理论不过是没有崇高和平理想的偷鸡摸狗外交。

所以即便当时是1996年，美国刚赢得冷战，打赢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经济也因新技术而振兴中。但亨廷顿觉得美国实力下降时，就否定西方文明普世性，为西方退守固本的战略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典型的西方小商人逻辑，因为其理想是随着实力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再来看钱穆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50年，国民政府刚刚败退到台湾，如一叶孤舟在汪洋中挣扎，凶多吉少。在如此绝境下，中国人非但没有退守，反而乐观地预计未来世界之文明大融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胸怀和气质啊！所以我说，中华文明是王者的文明啊，因为只有王者才能不因短期实力变化而改变其永存之理想，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在5000年各种磨难里反复复兴的灵魂。

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以核心文明圈取代民族国家，而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翻修而已。他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文明。我们看看真正懂文明的西方学者汤因比就有和钱穆一样的观点：“我相信，要将人类从以贪欲为动机，由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拯救出来，需要有一切宗教、哲学的信徒们进行世界性的合作。[4]”我认为在今日世界，冲突的并不是各种文明，因为文明，正如钱穆所说的，是可以用和平交流和竞争代替战争的。今日人类的危机在于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虽然有些野蛮我们是称之为文明的，比如某些宗教文明，比如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特征。

下次播出《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1讲：第二部分第一章：人类的危机和文明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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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0，p87-88

[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0，p287

[3] 同上，p292

[4] 汤因比，池田大作，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根据日本圣教新闻社1984年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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