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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第17讲：伊斯兰文明
目前伊斯兰文明正处于“去正常化”的历史大潮中。这是理解今日伊斯兰文明的根本着眼点。通俗地说就是伊斯兰文明正处于妄想伊斯兰化全人类的历史大潮中。不过由于西方学术界、新闻界、政界这些自以为高尚的统治集团认为“伊斯兰化”一词代表了种族歧视，所以我在这里就用“去正常化”来代替，这也是符合整个伊斯兰历史的，因为它和曾经千年的伊斯兰“正常化”趋势相对应。
“东南亚的穆斯林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有所不同，他们很随和、很好相处。然而，刚刚过去的30多年里，由于石油危机和石油美元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元素，极端分子在全球积极传教、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派遣传教士、举办各种宗教会议，宣扬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和习俗……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的趋势。这些传教士逐渐说服了东南亚的穆斯林，其实也说服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让他们相信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才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信奉这种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才是好的穆斯林。”[1] 这是李光耀在2002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对他的穆斯林国民及邻居的评估，距离2001年的911只有1年零3个月。这是非常睿智的判断，而且非得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作为国家领导人而在采访中公开表达。随后的历史验证了他的观点：东南亚的穆斯林或许是伊斯兰世界最温和的，但也无法避免全球化的伊斯兰浪潮。今日的伊斯兰，从印尼到菲律宾，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都变得越来越像极端的中东伊斯兰国，而不是他们所在的亚洲的宽容文明。
李光耀在2003年5月30日的演讲中分析了这股浪潮的根源：“过去30年，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的性质一直都在变化。首要原因就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石油价格连续翻两番，自此，沙特阿拉伯一直乐于慷慨解囊，资助全球的伊斯兰传教活动，大肆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为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提供资助，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和行为方式。其次，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内推行全盘伊斯兰化，这极大地强化了穆斯林对伊斯兰力量的信念。最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亚大批穆斯林参与了阿富汗的圣战运动，导致东南亚大量穆斯林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2]
尽管有911的惨痛教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却一直都是沙特最忠实的盟友，甚至连最敌视伊斯兰教的川普，他的穆斯林禁令中也不包括沙特。与之相对的是李光耀，这个世界上最小国家之一的领导人（新加坡不过是71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敢于指出沙特是推动伊斯兰化全球运动的最大元凶：“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范围内资助清真寺、宗教学校和传教士，出现了全球性的伊斯兰狂热，结果这些狂热分子就有可能被极端组织吸收进去，成为圣战者。”[3] 他还在2003年12月16日的公开演讲中批判了温和派穆斯林对极端主义的暧昧态度：“伊斯兰世界的温和派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同极端分子抗衡，无法在清真寺、神学院同极端分子展开论战，因此他们就是在回避问题，结果不仅让极端分子曲解了伊斯兰教教义，还绑架了整个伊斯兰世界。”[4]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15%的人口是穆斯林，差不多两倍于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李光耀的评论示范了什么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面对真相应该具有的勇气和正直，所以新加坡成为被伊斯兰化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然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2015年1月7日和8日的巴黎伊斯兰恐怖袭击之后的演讲中却说到：“那些犯下罪行的恐怖分子，这些异端分子，这些狂热分子，他们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关系。”[5]于是，伊斯兰主义者就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礼物，他们自然就来而不往非礼也了：130人死于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恐袭中、87人死于2016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尼斯恐袭中…… 伊斯兰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法国的日常。2017年刚当选的总统马克龙依然坚定地认为伊斯兰教是可以和共和精神共存的。法国人就成了新绥靖政策的牺牲品。
李光耀，这个经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可能是世界上面对伊斯兰教最冷静和睿智的国家领导人了，因为他既由于西方教育背景而理解一神教文明的思维逻辑，还由于其世俗的中华文明背景深知伊斯兰教的本性。早在2007年，他就预见了伊斯兰国的崛起：“如果美军因为恐怖袭击而仓促撤离伊拉克，那么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就会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就像当年越南人赶走美国人后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伊斯兰极端分子也会努力在全球各个角落驱赶美国人。如果他们成功地恫吓住了在伊拉克的美国人，他们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的热情必将达到新的高潮。” [6] 于是，当奥巴马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后，我们看到了那些被以真主之名砍掉的人头。
如果成为伟人需要三个条件：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那么李光耀之所以不能算伟人，只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然而，在他面前，所有号称大国的领袖们面对伊斯兰主义时都显得那么渺小，连川普都不例外。
李光耀的评论反映了从70年代开始的伊斯兰“去正常化”的浪潮，这股浪潮与伊斯兰从诞生起到20世纪60年代的1300年的“正常化”历史是完全相反的。
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初创立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就依靠武力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公元632年，穆罕默德作为帝国元首兼宗教领袖死于任内，其后阿拉伯帝国作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哈里发国家继续向中亚、南亚、北非乃至西班牙扩张。
在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伊斯兰帝国进入了最黄金的时代。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虽然依靠暴力，但却伴随着越来越“正常化”的潮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为统治思想的伊斯兰教的理论演化。为了吸引那些本土文明比伊斯兰文明更先进的新的被征服者，比如波斯、印度、亚洲佛教国家，伊斯兰教不仅依靠武力，也创制了新教派-苏菲主义，因为其比传统教派更宽容和更需要智慧而能够被先进文明所接受。二是在政治领域的变化。帝国的扩张带来了更多的被统治者，因此相对宽容的政策不得不成为一个拥有多种族大帝国的国策。异教徒可以与穆斯林一起相对和谐地生活，与今日之中东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帝国不可能建立在坚壁清野的宗教理论之上，因为它必须考虑所有被统治者基本的公共利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1世纪，帝国还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智慧宫”用来交流、研究和发展各种人类文明。所以，这个时期固然不能被看作是伊斯兰世俗化的前兆，但伊斯兰理论已经从军事时期进化到了哲学和灵修阶段。由于在东面碰到了中国，在西方碰到了法国这两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帝国停止了扩张而维持了相对的和平。
阿拔斯王朝的例子和其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3）非常相似。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化、现代化和伊斯兰改革主义的运动一直活跃在帝国内部，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和军事领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和世俗土耳其的诞生。1923年，现代土耳其独立之后，凯末尔以近似独裁的方式在几乎全部是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严格推行了世俗主义政策，直到2015年，在全球伊斯兰化背景下，相信宗教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土耳其人还只有56%，仅仅比美国高了3个百分点，是所有穆斯林国家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但是，土耳其的去伊斯兰化而正常化的进程被2003年开始执政的埃尔多安所逆转，在其2014年当选总统之后加速，并在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后公然大踏步迈向反凯末尔主义的伊斯兰化和哈里发化的道路。同样穆斯林国家世俗化的例子还有伊朗最后一个国王巴拉维，现代伊朗的世俗化进程被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所打破。阿富汗也是如此，由世俗化而扭转为伊斯兰化，成为恐怖分子的大本营。
不过从历史来看，伊斯兰文明的去正常化的萌芽并不是沙特和1979年的伊朗，而是1956年的巴基斯坦。这一年，巴基斯坦建国把伊斯兰一词加入了国名中：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做法是违背了其过世的国父真纳[7]之意愿的。真纳从未希望独立的巴基斯坦成为一个伊斯兰化的国家，在1948年2月的广播节目中他说：“不论怎样，巴基斯坦都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带着宗教使命的阿訇所控制的神权国家。我们有很多的非穆斯林，有印度教徒、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都是巴基斯坦人。”[8] 但是，1956年之后，我们在巴基斯坦看到了伊斯兰化导致的各种人道主义悲剧。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去正常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以上是第一种即原来世俗或半世俗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化。第二种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不分国家和宗教的对所有人类的袭击，包括了在穆斯林国家内部。这股恐怖主义浪潮也是伊斯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的迅猛发展基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穆斯林人口的急剧膨胀，从而提高了产生恐怖分子的人口基数，即使极端分子的比例很小，但绝对数值依然可怕。二是全球化导致了人口流动便利和加速，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民成为异教徒国家的居民。三是网络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恐怖主义招募人员的手段和效率，同时更加容易把心理极端者激活成行动的恐怖分子。第三种“去正常化”是在传统非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化扩张。比如在法国等欧洲国家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法管制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通过民主方式渗透并掌握了政治权力，制订了更多加速伊斯兰扩张的政策和法律。在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伊斯兰教法大于国法，清真化立法无限扩大的趋势。
不过，从根本上说，伊斯兰文明的“去正常化”的复辟是因为其他主要文明不断衰退的结果，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腐败和衰弱最为关键。简单比较一下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新哈里发埃尔多安的语言能力就知道了：“凯末尔能说和阅读多种西方语言，而埃尔多安却需要依靠他的孩子们或亲信们来了解非土耳其的世界。”[9] 这是两个记者在2016出版的法语书《埃尔多安：土耳其的新父亲》中的对比。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总统，埃尔多安毫无意愿学习北约的主要语言足以宣告他对西方文明毫无兴趣。而他依靠民主多数决而当选，也证明了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其总统是否具有西方或全球性视野毫不在意，他们关心就是埃尔多安标榜的以伊斯兰教法治国：“1994年11月20日，（埃尔多安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他在一次集会上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赞同伊斯兰教法：“既然居住在土耳其的99%的人说：真主至大，我是穆斯林，那么这99%的人就应该说：真主至大，我赞同沙利亚法。我自己，真主至大，我赞同沙利亚法。沙利亚法就是伊斯兰，这就是神圣的法律。”” [10]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核心目标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当他们的硬实力比如经济、政治和军事下降了，西方文明就会很快被其他国家所抛弃。因此，这个世界急需中华文明复兴来制定更有情怀的国际新秩序。
总的来说，伊斯兰文明从诞生开始经过了1300年的“正常化”进化，但从半个世纪前开始“去正常化”的逆转。由于自由世界缺乏如李光耀这样睿智而有勇气的领导人，而穆斯林世界也没有了凯末尔这样伟大的先驱者，伊斯兰文明的“去正常化”将不断加速和暴力化，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其顶峰。所以，人类包括穆斯林都应该回头想想古代伊斯兰思想家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的话：“小心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特定的信仰里而否定其他的，因为你将错过很多好处，事实上，你将错过真正的知识。让你自己关注所有形式的信仰吧，因为神是如此广博而不会限制任何一种信仰。”[12]
下次播出《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8讲：第二部分第八章：犹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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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e Kuan Yew, “What Went Wrong?” interview with Michael Vatikiot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2, in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he MIT Press, 2012。《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美）艾利森，（美）布莱克威尔，（美）温尼编，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
[2] Lee Kuan Yew, “After Iraq,” speech given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sia Security Conference, Singapore, May 30, 2003. in 同上。
[3] Lee Kuan Yew, “The East Asian Strategic Balance after 9/11,” speech given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sia Security Conference, Singapore, May 31, 2002. in 同上
[4] Lee Kuan Yew, “The World after Iraq,” speech given at the Thammasat Business School International Forum, Bangkok, December 16, 2003. in 同上
[5] 法语原文：Ceux qui ont commis ces actes, ces terroristes, ces illuminés, ces fanatiques, n’ont rien à voir avec la religion musulmane. 作者译。http://www.elysee.fr/declarations/article/adresse-a-la-nation-a-la-suite-des-evenements-des-7-et-8-janvier-2/
[6] Lee Kuan Yew, “The United States, Iraq, and the War on Terror: A Singa- porea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7), p. 3. in 同上
[7] Muhammad Ali Jinnah (1879-1948），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一，世俗穆斯林，巴基斯坦国父.
[8] 英语原文：In any case, Pakistan is not going to be a theocratie State to be ruled by priests with a divine mission. We have many non-Muslims-Hindus,Christians and Parsees – but they are all Pakistanis. 作者译，选自Akbar S. Ahmde, Jinna, Pakistan and Islamic Identity, Routledage, 1997, p. 178
[9] 法语原文：Atatürk parlait et lisait plusieurs langues occidentales, alors qu’Erdoğan a besoin de ses enfants ou de ses proches conseilles pour accéder au monde non turc. 作者译。Nicolas Cheviron, Jean-François Pérouse, Erdoğan, Nouveau Père de la Turquie ? 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 2016, p. 407
[10] 法语原文：Le 20 novembre 1994 (Maire d'Istanbul alors), il se déclare sans ambages, lors d’un banquet, en faveur de la loi islamique. « 99% des gens qui vivent en Turquie disent : ‘Gloire à Dieu, je suis musulman’. Alors ces 99% doivent dire : ‘Gloire à Dieu, je suis pour la charia’. Moi, gloire à Dieu, je suis pour la charia. La charia, c’est l’islam, cela signifie les règles divines. 作者译。 同上 p. 142
[11] Ibn Arabi (1162-1240), 伊斯兰教苏菲派诗人、大思想家。
[12] 英文原文：Beware of confining yourself to a particular belief and denying all else, for much good would elude you - indeed, the knowledge of reality would elude you. Be in yourself a matter for all forms of belief, for God is too vast and tremendous to be restricted to one belief rather than another. 作者译，选自Vilayat Inayat Khan (1916-2004), Awakening: A Sufi Experience. Jeremy P. Tracher/Putnam, 1999. 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