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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一百二十期 190121-190131
在大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直接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尤其是作为公务员的“职业品德”密切相关。发达地区的政府，就是比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效率好，“职业品德”好。本质上是发达地区的人民公民意识强，对政府的监督意识和能力也较强，民主化程度高。落后地区要发展，民主化不可少。
90年代大下岗的问题，上海解决得最好，4050再就业工程很有效果，很多人自己创业，跟着中国经济成长都发大财了。关键点不是要不要下岗而是政府如何做好再就业工作，而这点就在于政府的工作能力和效率。东北的下岗人民之所以困难，根本原因是东北的政府工作能力低下，没有效率，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西友谊的基础是：中国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做西方的乖学生，按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结论来理解中国。凡是批评西方抹黑中国的，都是在破坏中西友谊。凡是以中华文明为荣的中国人，都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
生活水平提高会降低工作积极性，最终，工作的积极性要依靠工作伦理，对工作本身的信仰：为天下人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工作。这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西方文明无法达到的，因此今日已经发达了的西方国家就变成了“懒汉”之国。只有利他主义的中华文明才能发达后更发达。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精英的动力，而“光宗耀祖”是普通人的动力。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的，因此个人努力不仅仅在于利益，而在于对努力的信仰本身，即“天道酬勤”。所以，西方人碰到危机要么怪罪他人，要么自暴自弃。而中国人却能顽强拼搏，迎难而上，成为最伟大的民族。
货币既不是一种恰当的经济政策工具，也不是一种可靠的手段，并不具有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巨大的作用。我们的货币不过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中一直不那么完善的一个环节。- 哈耶克 - 货币政策不应该是经济政策工具，而是维护市场自由和分配公平的伦理工具，如中国古代的常平仓。
私人企业，不是把国家当作工具来谋私利，就是被国家当工具来进行国际竞争。
哈耶克对政府垄断货币的所有不满都来自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根本起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利己主义本性。西方政府是唯利主义的，无论政体如何变化，封建时代取悦贵族，民主时代取悦其支持选民集团。而中华文明是利他主义本性，政府原则以伦理为本，超越小集团利益，乃至时代的。中国人才是民主制度最好的改革者和实践者。
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利己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民生主义，因为它本质是利他的。没有利他伦理为原则制定秩序的市场最终都会变成地狱。
公众基本上都相信政府有能力在短期靠增加货币数量来缓解种种经济上的不幸，尤其是减少失业。 而事实的真相是，这样一种似乎具有短期益处的货币数量之扩张，从长期来看，却是更为严重的失业的根源。但对政客来说，如果短期内能收买到民众的支持，他才不会管长远的事的。- 哈耶克 - 民主也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制度设置的坏的陷阱，莫过于此了，因为在民主制度中，政府被迫按照人民认为是正确的信念采取行动。- 哈耶克 - 人民短视，政府即短视，长远眼光的政治家被人民淹没在唾沫里死去。
任何借助货币扩张获得的充分就业，都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用这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必将使波动永久化。。。企图依靠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的最大化，本质上是亡命之徒的政策，只能换取某种短暂的喘息之机，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 哈耶克 1939. - 随后80年的现实证明了。
周朝八百年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史将成为人类历史学永恒的热点。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宣传已经深入到群众中，这种宣传让通货膨胀也成了光荣的事情，。因而，避免我们被持续的通货膨胀驱迫着实行某种政府控制和指挥的经济、进而终拯救文明的唯一办法，就是剥夺政府在货币供应方面的权力。- 哈耶克 –西方思维容易极端化的典型。进化迟钝的脑子很难理解“度”。
我认为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超前进化，不是因为我读的西方书少。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的西方书远远大于中国书。正因为了解西方，才会明白西方文明的无解，才会回头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在中华文明里找到智慧。说中华文明伟大时的我，在学术上其实是一个西方人。
西方世界追捧西奴，把他们当作是中国的精英，甚至是中国未来命运的决定者，因为他们是西方文明的脑残粉。同时西方世界敌视真正的中国精英，仅仅因为他们以中华文明为荣。这是西方世界最终被淘汰的根本原因：效忠西方的中国人是低能智障，而被西方敌视的中国人却是创世的英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社会上层要把伦理道德放在行为决策的首位，而社会下层可以把利益放在首位。孔子大智慧，以符合人性（2500年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既倡导文明的进步，又满足普通人的生存需要，平衡社会矛盾。社会的领导者要轻利重社会责任，而社会大众要首先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
西方经济学基于人性本恶的传统，预设政府是恶的，而市场必须自由来对抗政府之恶。但市场自由却在实践中变成了金融寡头的世袭专制，比任何政府都糟糕。中华文明认定人性本善，所以由士大夫组成的政府是善的，因此政府具有监管市场的正当性，与儒家推崇的市场自由相互平衡，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中庸经济学。
中国智慧博大精深，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有着连续的文明进化史，超前了人类其他所有文明而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灯塔。得益于汉字，华夏族成了天选，因为汉字自身的神性首先建立了人类唯一的世俗文明，其次汉字的稳定性让后代和祖先心心相印而使得文明代代延续，最后汉字让历史学成为中华第一等学问。
“秦朝正式發佈與推行黃金上幣、半兩銅錢下幣的政策不過是整個上古時代的貨幣統一的趨勢或序列中的階段之一。在這之前，戰國時代各個貨幣流通區塊的相互延伸與交互重疊，以及黃金的普遍通行，這兩個時代趨勢已經預示了它的最終結果。秦始皇只是在政治上順應和加速了這個既定的潮流而已。”-秦的天命。
“圓錢確為先進的貨幣，而秦正確地選擇了此一形制，無形之中便佔有了其他國家所無的貨幣優勢！蔣若是等學者指出，秦的半兩錢的出土與戰國末期對外之經略路線相關，看來似乎是秦依照征戰之順序，將此一新的貨幣通行於六國，而且在 消滅六國之後，確定為統一帝國的新貨幣。”- 秦虽小，其志大。
鸦片战争从未远离，西方蛮夷本性难移，见不得中华复兴。可惜今时不同往日，美国拼尽全力打击中国，耗尽两国百年情谊，赌上两百年国运，最终国破族裂。川普当选对美国的危害远甚希拉里，因为老白男生性傲慢，自以为智商得上帝加持高于华人，性格直爽，这么想还就真这么干。
近代以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赤字——而借口经常是它将因此而创造就业机会。- 哈耶克借此反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他不信任政府。但在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投票选择了好吃懒做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他却不敢批判人民。
市场的惩罚是事后的，如伪劣产品最终会失去顾客。但灾害已经发生，而商人已经获利。而政府的监管通常是预防性的，比如食品药品安检。政府干预市场是必要的，否则市场就会变成地狱，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邪恶消灭善良。商人和顾客有着专业知识的差距，因此专业的公权力监管商人才能保证市场的真正自由。
（美国为应对30年代大萧条经济危机实行）白银购买计划，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并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可算作是在经济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西方各国都实行金本位，中国例外，不好管。所以要打击中国，使之也服从美国的经济霸权。弗里德曼在全书末页说了句大实话，好人那。
1929年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因此将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与全球性的萧 条隔离开来，能够在不引起国内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其外部平衡。中国国内几乎未受到横扫金本位制世界的灾难影响。 -- 其实西方是利己文明，没有中国传统“一诺千金”的传统道德，和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之间设置防火墙是必要的。
中华文明重视伦理约束科技经济发展，以德配位。西方文明思维短路，科技经济发展都走极端，超越了他们道德可以驾驭的水平，这是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根本来源。尤其是资本主义和投机金融的发展，完全超前了其道德水平，反过来降低了道德，形成恶性循环。世界总有清算重启之时。此生，我们都看得到。
战争从来不会因为你爱好和平而远去，任何高逼格的和平主义都是亡国灭族的前兆。惧怕战争的民族必亡。
越是和平之国 ，就越要重视国防建设，保持国家长期乃至永久性的处于低强度的战争状态是最好的办法。领袖之国要替天行道，控制好度，始终保持正义之师的战争能力，确保每一代人都要有实战能力的系统和战斗人员。决不能因和平主义而丧失警惕。长期战争状态会有牺牲，但这是保国卫种必要的成本。
经济发达的国家进行战争的成本极高，如果其军事优势并没有相应级数地高于其蛮敌，就会输掉战争。这就是为何比蛮族富裕得多的宋明被灭的根本原因。要知道，在春秋战国那么落后的时代，一个诸侯国就足以征服北方蛮族。所以，经济越发展，对军事科技的投入就越不能松懈，甚至更要加强。
读经济史比读经济学更重要得多，因为经济史是对经济政策进行超长期事实检验的记录，是具体的案例汇总，行不行，历史说了算。而经济学不过是抽象而模型化的臆想，其结果只有天晓得。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经济学，但中国的执政集团都通读历史，经济学功底尤其是执政能力更扎实。
古代土地为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所以利滚利的核心措施就是土地兼并，这直接导致自耕农（相当于今日之工薪阶层）破产，贫富分化引发革命，因为资本的罪恶太明显了。现代社会，资本可以玩金融，钱本身就生钱，不需要介入实体，资本的罪恶被掩盖了，但贫富分化更容易加剧。最终还是会清零的。
中国M2占GDP比重过大，要减少就是要GDP的增速大于M2的增速，而M2增加的关键原因是基础货币发行过快。过去人民币发行以外汇主要是美元为锚，出口增长快，基础货币也增长快，加上乘数效应，M2就飞起来。现在要以国债为锚，脱离贸易顺差，可以既降低基础货币增速，又不抑制顺差，是正确的决策。
财富可以世代继承，而且还能计算复利。而智商并不必然世代继承，稍有闪失，即从书香门第变成市井人家。所以，中国古代用1. 科举制 2. 士农工商，这两大绝招来延长人类社会贫富分化导致总清零的周期。这已经是古代人类能够达到的智慧极限了，无比佩服。
1867 年-1960 年美国公众人均货币存量年增长3.7% 。1.9%因人均产出增长率 0.9% 因物价增长，0.9% 则因货币余额增长- 弗里德曼 - 升平时期货币余额（资本）总在增长，而资本计复利，劳务不计，所以贫富分化总是在加剧的。如果不能主动清零，那最终会被动清零。这才是所谓的中国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进化程度低的民族做事往往顾头不顾腚。如美国人拼尽全力要打击中华文明的大复兴，结果把百年积攒下来的友情透支完了。又如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想方设法要突出本民族身份幻想独立，他们不懂得：要没有大汉族凝聚各族维系和平，这些少民早就在自相残杀中被灭族了。不认同汉文明的少民精英都是本族公敌。
总的来看，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些从政治上看完全不可行的方法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药。所以，勇气比智慧更重要。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支持率高于一切，只有雄主才能帮助人民坚守勇气。所以，没有雄主的民主国家，终究难逃一死。
因为在经济效率（治好病）和政治需求（人民怕疼）之间平衡是非常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比如用高利率控制高通胀必然带来经济衰退和失业。唯一能够让人民接受的规则就只剩下伦理了。因此伦理共识集中度越高的民族就越有竞争力。德政是最务实的大智慧。
批判精神非常重要，是民族完善和进化的必须。但批判需要扎实的知识做基础，也需要极高的智商，这些通常只属于最精英的少数，绝绝大部分普通人的所谓批判都只是抱怨，而非批判。因为普通人根本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西方鼓励人人都来批判，以为人格独立的标志，其实只是给社会添乱而已，以法国为代表。
人民受不了猛药，所以他们选择慢慢死去。唯有最坚强的民族才能渡过最危险的时代而活下来。所谓的“奴性民族”其实就是最坚强的民族，他们懂得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他们在嘲笑中活着。而那些”自由民族“不是已经被历史淘汰，就是在被淘汰的过程中。
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的真正稳定正向发展需要一个占比过半的尧舜类领导国家，以及占比过2/3的以该老大为核心的模式领先集体。由此，才可能制定如何符合伦理和公平的游戏规则并有效地执行惩罚机制。否则，永远在救火填坑。中国要为了人类的超长期和平而努力壮大自己先。
趁着中国还没有成为领袖之前，要多吃猪耳朵，鸡爪之类西方人觉得“好恶心”的东西。因为等中国人均超过美国了，像这种中国人独特的食物会被全球当作贵族食品而膜拜，价格暴涨，一般人都吃不起了。
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是文明的竞争力。进化程度越高的文明，竞争力就越强。短期因素会导致国家实力排序的错位，但中长期必然会恢复。包括中国在内的汉文明圈是进化程度最高的文明，一旦核心国家-中国的人均超过美国以后，近代以来的短期排序错位将得到纠正，世界将进入超长期的文明间竞争。千年之内，汉文明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将占据世界的七成以上，这是人类和平和文明正向进化的根本保障。
近代以后，世界进入真正的全球化，开始有了国际秩序。第一阶段是由西方主导的强盗型国际秩序，其核心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该阶段结束于二战。二战后至今为第二阶段，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型国际秩序，核心就是维护强者对弱者的领先优势和领导地位。中华文明复兴后，国际秩序进入第三阶段：王道。
人文学科是多么伟大的学问啊！绝对需要高智商高情商的研究者，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有哪一个是为了谋生而去研究人文学科的呢？今天人文学科变成了智障制造工厂的根本原因是人文学者太多了，可以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个，其他都是为了饭碗。所以，必然导致人文学科的全面愚蠢化。
最终世界将因儒家思想而统一，如果人类还能活下去的话。第一步儒家思想复兴中国大陆，所有民族儒家化，第二步儒家思想统一两岸，第三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建立大东亚联盟，成为人类联盟的模范。
今日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革命性突破，不过还有待深入论证。我认为：自由经济并不是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恰恰相反，只有建立在利他伦理基础的经济制度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解决经济危机与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来源于对自由经济基础的错误理解。人人利他的世界才是真自由。
当一国经济陷入停滞的泥潭时...减税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自身的损失”。但我后来逐渐认识到，给人留下减税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或预期减税能带来这样的结果的印象是多么的危险。说得再远一些，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以对付的大幅度赤字。- 沃尔克 – 昨日里根，今日川普，后日崩盘的美国。
西方汉学界充斥着智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本性善良，热爱中华文化，对深受几千年儒家思想毒害的，没有自由，没有个性，更没有批判精神的中国历朝历代的人民充满了同情。并在以宣传"中国两千年来皆秦制"为己任的中国弱智学者的加持下，凡是认为"自由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他们要打击的敌人。
扩大货币投放来推高通胀的政策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伦理问题。高通胀一方面是对通过劳务来积累财富并保持谨慎投资（存银行）的本份人的惩罚，另一方面鼓励了资本投向金融而非实体产业，不仅加大整个经济的系统风险，而且鼓励投机，加剧贫富分化。这些都违背了伦理。
对一些法国人来说，甚至还有一些南美白人，从个案看是年轻人，凡是胆敢批判西方的中国人，都是傲慢的、无知的、甚至是种族歧视的。中国不仅会复兴，而且会长期遥遥领先世界。
如果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但是开始卧床休息，认为这是轻松治疗阑尾炎的好方法。- 弗里德曼 – 研究这么多年西方社会，这是我认为对西方社会最终为何会崩溃最好的解释。
虽然天命注定，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依然要拼尽全力。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是极高的民族生存智慧。比如对少年叛逆的不纵容。从个体来看，是付出了一些个人自由的成本，但从整个民族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保险闸。因为，根本上来说，绝绝大部分少年人的叛逆只是智障的造反，放纵就是毁国灭族的后果。而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叛逆是民族的天命，无可阻挡。
前年在FB的“理解中国”群组上，因为我介绍中国伊斯兰化，所以有一拨人以种族歧视（歧视穆斯林）为由要赶我出群。今年，我用中西对比方式介绍中国，颠覆了他们对中国的刻骨的丑陋想象，还是同样的一拨人，又要以种族歧视（这次是歧视法国人和西方人）为由要赶我出群。
弗里德曼反对食品药品监督、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公立机构干涉产品质量，他认为市场惩罚机制足以。但公立机构是预防性管理可以避免风险，而市场惩罚基于后果，在灾难已经发生之后。更何况市场惩罚机制并不总是有效。所以，公立质检机构是必须的，只能想尽办法搞好。
高等教育免费的受益者不能按经济来分群体，而是要确保穷人的精英也能上得起大学来确保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美国大学穷人家庭孩子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没有如中国这样极其重视教育的数千年民族传统，同时高额收费本身就阻止了穷人孩子为上大学而作努力。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绝不能如美国一样高收费，要免费。
弗里德曼把美国教育质量恶化归咎与公立教育过度膨胀是过于简单化和经济化了。美国公立教育质量下降的核心问题是包括教育界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的白左化。公立教育先在他的时代垮台，如今私立教育也快完蛋了。教育市场化并没有解决白左化问题。
自由即平等，两者通过中庸之道结合。弗里德曼认为自由要优先于平等的观点是错的。但是在全球竞争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生存考验，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必须把自由放在平等之前以涌现最精英的精英阶层。而平等的标准至少要满足整个民族的同仇敌忾。
机会平等被更多实质上是结果平等的做法假冒了，比如给矮子垫个椅子和高个子一起看球赛。人生而有高矮，这是自然的天道，代表了人类的多样性，高矮各有利弊乃至生存风险，各有不同追求成功的方法。国家强制垫高矮子就是违背了天道，造成不公，更严重的就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最终剥夺人的自由。
其实，所有福利制度的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全民的道德水平。
中华民族实在太伟大了，一旦实行合适的民主制度则必然成为人类膜拜的神圣偶像。
经济政策不得不在满足政治需要和尊重经济规律之间权衡，关键是度。而度的基础在于民意，民意的基础在于民族悠远的价值观共识，最根本的是个人的责任心共识，即“自助”伦理优先，还是“他助”优先。伟大的民族敢于承担责任，比如先勒紧自己的腰带，不拖累后代。而其他民族偏好别人负责，比如通过赤字财政来寅吃卯粮。
假设新疆的纺织产业打垮了上海的纺织产业，而上海的芯片产业打垮了新疆的芯片产业，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都在中国国内，即便如新疆-上海如此遥远，劳动力依然可以流动，财政转移支付和互助也不会有障碍。但换成韩国和日本，如此紧邻，以上两者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自由贸易的根本是命运共同体。
人民币是低估的，甚至可以说东亚的所有货币都是被欧美货币低估的，这是既有市场领先者对追赶者的货币剥削。赶超者的货币会在某几个关键节点上突然大幅升值，最终达到其真实的价值，如美元对英镑，日元对美元。未来，人民币也会同样，比如民主化启动、内需市场突然爆发等。
自由贸易只有在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内才能实现，比如国内。因为各国竞争力之起点不同，自由贸易更有利于领先者，而一旦国家命脉被外国竞争者摧毁，比如农业，就要冒亡国风险，因为直到今天，各国还不是命运共同体，相争到最后会刺刀见红。因此，贸易保护政策是合理的，关键是度和基于其实力的谈判能力。
认为大陆有审查，所以中国人无法了解西方，这是典型的西方短路思考逻辑。审查从未有效到封锁一切。中国对西方的研究自古就有，1840年后迅猛发展，著作无数，中国的西方研究不是从49年以后开始的，更何况人员往来耳染目睹。中国人谦虚好学开放，自然更了解西方。而西方人井底之逼格蛙自然无法了解中国。
儒表法里是很智障的，以西方封闭式学术逻辑对中华开放型文明的错误总结。德政为本，法治是最后的防线。儒家是博采众长的中华文明最高价值共识，当然包括百家之长。其法家之表现不是公权力对法家的直接运用，而是被儒家改造完善后应用到实践中的法家之长，最典型如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西方学术门派林立封闭式各自发展对抗，没有儒家海纳百川的精神，以这种逻辑去分析中华文明必然错误。
中华文明是务实型文明，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诞生并发展的文明。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整套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所以，凡是存在并运行良好的机制，我们都没有兴趣去追根溯源，比如“无形的手”、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教分离“。这是西方误解中华文明里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乃至没有信仰的原因。
《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 弗里德曼 –“人人可为尧舜”从修身到平天下是更高贵的“追求其自身价值”。西方这种无数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显然是西方语境下的，并不应该包括中国。而西奴们却为之膜拜不已。
电视媒体是富有感染力的，它可以触动你的情感，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在我们看来，若用来教化人和说服人，那么印在纸面上的文字则更为有效。在一本书籍当中，作者可以从容地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不必顾忌墙上的挂钟走了多长时间。读者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可以随时回过头来重读某段文字，更不会因电视画面对情绪的感染而分散注意力。-弗里德曼 – 脱口秀泛滥的时代，大众普遍因为“感觉学习了”而“无所不知”，从而以数量颠覆真理，导致整个社会的智商下降。
认为我“简单化”和“普遍化”的观点，理论上是对的。但是，这在实践中就是不务实的。因为掌握一个文明或问题的纲要及其核心价值必须要适度总结。西方文化趋向分裂多元，最终搞不清任何实质，也无法形成共识，从而争斗不已。而中华文明好统一，大而化之，才能掌握本质，也容易形成共识，并以此建立核心价值体系来不断融合周边文化，中华文明就是这样成为人类最大的文明体。所以，务实角度出发，中华文明竞争力要远远高于西方。甚至以中国式的核心价值观扩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和平世界。
当我对比中法文化而指出法国缺陷时，赞同我的多半是年纪大的法国人，而反对我甚至说我是通过歧视法国来抬高中国的多半是法国年轻人。我估计，可能的原因是：年纪大的法国人有更多经验，他们亲历了法国从辉煌不断衰落和中国不断富强，所以真心觉得要反思自己和借鉴中国。而法国年轻人还没有危机感。
今日对所得税如何征收才更公平、正义和效率颇有心得，值得以后更专业的深入。全部收入征税应当采取比例制，而非累进制，甚至应当取消所有累进税。
虽然，越来越集权，但集权的好处却一点都没有享受到，比如彻底放开生育，废除民宗委，废除自治区，对两面人进行大清洗。
布坎南辛苦一辈子搞的宪法经济学，其实用儒家几句话就可以解决了。类似的情况在人文学科是很普遍的，我更加坚定的相信，只要中华文明大复兴，中国经济等各方面还会有超长期的高速发展。
用伦理而非交易来解决经济决策问题的基础有二：一是该国人民整体道德素质较高，二是该民国有着集中度很高的伦理共识。中国传统经济决策偏重伦理的根本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先很早就有了以上两点。西方民主国家偏向交易，主要是缺乏二，但一也越来越缺了。
其实，外部性的问题，比如排污费等问题，根本上是伦理问题。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会变成交易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无道德的缘故。一旦变成伦理问题，就是禁止排放或提高标准，而不是收取排污费了。外部性问题的交易本质上是伦理向经济的投降。
根据我在法国论坛和现实中的很多亲历表明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右派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越右越爱。为啥呢？因为越右的法国人，就欢迎我批评法国的缺点和介绍中国的优点，他们是真心要从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智慧中学到对法国有益的借鉴。而号称普世主义的左派反而对我恨之入骨。当然法共一派也是亲华的。
宏观经济学的本质是伦理学。所有的技术都将祸国殃民，只有坚持对伦理的信仰才能永生。
在法国坐火车是上车前在检票机上自己打卡，月台和车门口都是没有检票员的，火车行驶中才有检票员查票。这样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的制度是建立在全民道德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也是同理，其无法施行不是因为社会发达了，而是因为人的道德普遍下降了。
对待赤字财政的三种观点：一绝望等死，二希望天降伟人扭转乾坤，三希望通过财政纪律宪法化进行强约束来逐步扭转。布坎南属于第三种，这也是其宪法经济学的根本意义。我的观点是，只有二和三组合才有可能成功。但二是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则一无法避免，西方社会大概率是一。
艺术系统西方化后，艺术家变成了所有社会职业中最智障的一行。他们把自己的艺术天赋或者说是精神怪癖当作是理解一切人类知识和问题的优势。他们可以凭着顽固的直觉来引导人类走向地狱。当代西方化的艺术家是人类文明的杀手。
债务的扩张将降低政府的价格感知能力，并导致预算的扩大。。。其弹性约为0.6，即：100美元的税收被100美元的债务取代以后，公共支出会增加60美元。-布坎南-赤字财政就是毒品，越吸越嗨，越嗨越吸。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共财政总有一天会集体崩溃，凯恩斯在地狱笑脸相迎。
共识重要在哪里呢？以税收和公共支出为例，税率多少和支出多少，赤字或平衡或盈余，都可以在无共识的西方民主社会大吵特吵，上街游行，政府垮台，最终以寅吃卯粮为终结。如果坚持中国儒家确立10%税率，以收定支，常年盈利备荒，荒年赤字济民，长期保持财政平衡，将大大降低社会成本和经济危机。
从漫长历史中活下来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有着更多社会共识。比如包括了多劳多得，低税赋，家国天下一体化等的儒家伦理就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共识。而西方在失去基督教共识后分成了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左右各派。共识强的民族有着决策成本低、行动效率高、离心力低的巨大优势，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是儒家共识。
家庭出身决定价值观，尤其是气质。社会阶层流动必须畅通，但绝不能过快。今日大陆城市化、流量化、高等教育泛滥、官员提升腐败日益，导致大量无准备无品味无培训的底层突然进入上一层，一切丑态如：媚外女、媚外官宣、黑绿当宝、低俗文化流行等都因原来高品质社会阶层给巨量翻身底层击垮，如49之后。
“对于穆斯林独裁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儒家—伊斯兰联盟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 纽约时报。这么年了，中国越来越聪明，因为勤奋好学，西方人越来越愚蠢，因为夜郎自大。上天在偷笑，如果中国不赢得王座，人类如何接受一个被笨蛋统治的世界？
民主化之前的西方，国家是君主的私人产权，人民并不国家之一部分，而是君主通过国家来统治的对象。因此，西方人有着敌视和不信任国家的传统。而中国基于家国一体化的伦理，国家就是天下人共有的产权，人民就是国家本身，国家并不是与人民对抗的组织，这是中国民主化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中国民主的传统。中国的民主模式不能建立在人民与国家对抗的前提下。
学术的背后是实力，实力就是最为现实和表像的成王败寇。200年前中国被西方打败了，中华学术就失去地位至今。30年后，中国人均超过美国，总量超过世界一半，中华学术就又回来了。人类之贱，无不如此。但，为了人类之根本未来，中华学术的全面复兴不能从30年后开始，而要从现在起来取代西方学术。
中西对比的学术方法永远是正确的。但我们要用中国先进人文思想去分析西方欠发达人文思想，而不是相反。今日西方学术对人类危机的无解，全人类对中华文明的错误认识，都是因为用了次级的西方思想去研究更高级的中华思想。
“更有英美人士认为，中文“老外”也是种族歧视。这就更是英语文化侵略了，纯粹用英语old的贬义去强奸汉语“老”的褒义。。。如果“老外”是种族歧视，“老婆”“老公”怎么办？我叫父亲“老爸”，所以我歧视他的精子？” - 英美系确实old ou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