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忠烈祠与法国的先贤祠

“我希望所有中国人大团圆的日子早点到来… …”

台北，2018年大年初一（西历2月16日）上午10点21分，我站在国民革命忠烈祠的大殿前许愿。

忠烈祠是为了纪念自辛亥革命（始于19世纪90年代）起，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们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捐躯的烈士。它坐落在台北市的中山区，靠近圆山大饭店。

根据中国传统，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在春节团聚，就和西方人过圣诞时一样。而我在台湾是个游客，所以就去给这些永垂不朽的同胞们拜年了。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为烈士们建了很多共和国的“神殿”。但是她并没有和法国一样为了纪念那些国家伟人而建圣贤祠。这是为何呢？

首先，以1789年大革命为分界线，法国文明由两部分组成：天主教王朝和世俗化共和国。但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华文明却因其民主化和世俗化而始终保持着连续性，所以，中国5000年历史中从未出现过根本性的文化断裂。即使是毛，也不过徒劳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总是缓慢而坚定地回到儒家。因为这种思想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而后者从来都是昙花一现的。中华的共和政体就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升级的儒家式新政体。

比如在巴黎圣贤祠正殿的前冲上刻着：“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 （祖国向伟人们致意）。在法语里，这是1789年大革命后使用的典型的共和国语言。但是，在台北国民革命忠烈祠的牌楼上，中间是“忠烈祠”的书法，而右边则写着孔子的“成仁”，左边是孟子的“取义”，跨越了两千多年历史，共和政体与儒家依然融为了一体。

事实上，西方文明总体上是断裂成相互对抗的两部分：神权对世俗，或者专制对民主。只要西方知识分子从他们自己这种断裂文明的历史经验和逻辑思维出发来研究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他们就不会搞懂中国。

所以，法兰西共和国需要建立先贤祠来取代教堂而作为国民的新精神圣殿。而继承了传统的中华共和国并不需要一座先贤祠来取代什么宗教神殿或孔庙来宣告历史新纪元。

其次，在中国传统信仰里，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成为上帝。公众会自发建立庙宇来纪念他们。这是一代代人民根据他们的业绩和行动而选举产生的上帝们。通常，国家不能垄断这种封神的权力。因为伟人们活在人民心中，筛选他们的是悠久的历史，而非国家，更加不是宗教。

最后，巴黎的圣贤祠里仅仅安葬着从300年法国现代历史里选出来的80来位名人，却让我们目睹了如此繁多的“请进来”和“赶出去”的论战。如果中国要从其如此漫长的5000年历史里选伟人，那将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显然，国家级的先贤祠并不实际。

从高大的牌楼到庄严的大殿，钟鼓楼，山门，走廊，大院，以及琉璃瓦装饰等等，台北的忠烈祠是一组建筑群。它重现了北京故宫的传统建筑风格与布局。普通的爱国者因此而享有着和古代皇帝一样的司仪。巴黎的圣贤祠是独栋的罗马式大建筑，比如其正面风格就效仿了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圣贤祠。圣贤祠里满是雕塑和油画，所以从内部装饰看，它要比忠烈祠更加耀眼。

忠烈祠将烈士分为两个群体：文烈士祠在大殿的左侧，武烈士祠在大殿的右侧。部分重现了昔日中央帝国朝会的场景，政治家们是根据他们的职责而非他们的政治倾向来站队。而在圣贤祠中的伟人们则一起安葬在地下室里。在其大殿的各处墙上则刻满了为祖国牺牲的作家烈士的名字。所以，忠烈祠看上去要比圣贤祠更肃穆，后者则更加艺术化。

在巴黎的圣贤祠里安葬着几个外国人，比如1810年进来的意大利籍红衣主教，Giovanni Battista Caprara(1733-1810)，1805年他在米兰为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在台北忠烈祠里也有一个日本籍烈士：山田良政（1868-1900）。他追随国父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献身。

进入圣贤祠需要买票，但参观忠烈祠则是免费的。除了官方祭祀之外，忠烈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每天进行的卫兵交接仪式。如此每个正点时刻进行的持续近20分钟的表演，让忠烈祠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旅游点！所以，虽然忠烈祠没有圣贤祠在世界上那么知名，但却吸引了每年167万游客，差不多2倍于每年86万游客的圣贤祠。

给烈士们拜年之后，在Uber出租车上，台湾司机对我说，他虽然是台北人，但从未参观过忠烈祠，因为：“这只是一个给外来游客的景点！”

果真如此吗？是的！当我们住在一个城市，我们往往就没有那些外来的游客对本地的景点更感兴趣。比如，作为巴黎市民的我，就从来没有登上过每年吸引600万粉丝的埃菲尔铁塔。同样，直到“巴黎点子节”在那里举行开幕式时，我才参观了圣贤祠。

本文节选自法语新作：《上海人在巴黎：在11月的一百个奇妙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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