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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不朽？ 法国有加缪，中国有严子陵
法国以国家之名把伟人们请进巴黎的圣贤祠而封为共和国的神。而我却推崇一个没有进入“封神榜”的《反抗者》。
他就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实际上，是其子让·加缪(Jean Camus)，给我带来对先贤祠与法兰西共和国精神最深刻的印象。
阿尔贝·加缪于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2010年1月4日是其50周年的忌日。2009年11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希望在此时把加缪的遗体请进圣贤祠作为纪念，却被其子让·加缪拒绝了。理由是：进入圣贤祠非其父所愿。
相对其同代人，比如左派的萨特和右派的阿隆，加缪是一个“另类”。虽然他出身于左派，但从得知真相起，他就批判苏联极权，是一个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派别的知识分子。是信仰和责任心决定了他的行为。信仰，就是拒绝政治主流，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而行动。责任心，就是不依政治立场而决策。
加缪为这两个理想而付出巨大，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孤家寡人”。
从西方视角来看，他暧昧的政治立场使他在号称民主的世界里成了可怜的西西弗。然而，以中国视角来看，这种中庸之道将在一个更自由的世界里为他加冕，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个真正反抗的人，反抗一个社会分裂成左右两大阵营的时代，反抗运行在党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反抗所有侵犯独立性的时代强权，最终为了自由而反抗。
让·加缪，知父莫如子！
2011年1月，我刚开通博客来向中国人介绍法国民主。2月1日，我发布了一篇写于1月4日为纪念加缪去世51周年的文章：《法国人如何藐视国家权力-从幽默讽刺到拒绝国家荣誉》。
我在文中写道：
«显然加缪进入先贤祠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却因为这一提议来自总统，也就是来自国家权力，加缪的儿子（Jean Camus）就不肯干了，因为不愿意他父亲的精神遗产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不管他是否进入先贤祠，加缪早已不朽。所以法国舆论的争论焦点就不是加缪的资格问题，而是谁可以决定进入先贤祠的问题。目前是总统提名，这却代表了官方的认可，垄断了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空间，而且容易被政党政治所利用。所以，小加缪就反对了，怎么可以设想他父亲，法国反抗精神的领袖-加缪，居然能够被官方收买和利用呢？死前没有，身后更不可以。这种态度在他国简直不可以想象，这不是不识抬举吗？
想起东汉的严子陵，两千年已过，来者几许？
如果说法国精神来自于那些已经进入先贤祠的伟人们，我觉得更来自于加缪的儿子，这样坚决捍卫公众自由意志的继承者们。»
严子陵，出生于公元前39年，从青年时代起就是知名的儒家知识分子。他曾经是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刘秀的同窗好友。然而，皇帝刘秀多次邀请严子陵入朝担任高官，都被他拒绝了。他如加缪一样是个自由的知识分子。
严子陵隐居在富春江边钓鱼、种地和读书。因为他不为名利所动的美德，公众为他建立了祠堂，连他经常钓鱼的平台都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两千年来，无数名人拜访那里，他们参观严子陵钓台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篇和书法来歌颂他。如今，这个钓台在中国和圣贤祠在法国一样出名。
严子陵是不朽的，因为他一直追求着自由。皇帝刘秀也和他一样不朽，因为他尊重公民的自由，如同萨科齐尊重小加缪拒绝的权利。刘秀曾经多次解放奴婢，他还制定法律来反对歧视。他就是中国的林肯，但比林肯更伟大。因为他解放奴隶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内战，反而是推动了古代中国的人权进步。
隐士的不朽依靠其美德，虽然他并没有创造任何政绩。皇帝的不朽依靠其政绩。如果西方人民通过我讲的这个故事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如果这段叙述能够打击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妖魔化；如果这种中国视角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思考关于“信仰”的定义，那么因此言论，我也会不朽。在中华文化里，这就是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
在中国历史书里，这种信仰在公元前549年被一个叫叔孙豹的先贤提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它完全与宗教无关，是世俗化的信仰，它有利于推动人文主义和公民道德的进步。更加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而不朽。
立功需要机遇，如果戴高乐没有机会掌权，他就不会名垂青史。立言需要天赋，如果雨果不懂得写作，今日无人会记得他。然而，立德完全靠自己，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即使是一个无名小辈也可以通过践行美德来实现不朽。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类生而不平等。但这三不朽的信仰却可以让我们平等地享有生命的不朽。
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圣贤祠，每个人都可以依着他自己的方式来进入这座圣贤祠。
自由的不朽，万岁！
本文节选自法语新作：《上海人在巴黎：百个奇妙相遇在11月》
谨以此文纪念加缪逝世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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