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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对日外交不能一味地强调经贸关系或是地缘政治中国GDP全面超过日本后,就要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及时更新对日战略。要借鉴儒家数千年的成功外交经验,突破美日联手抗中的外交困局。尤其在当前,进行儒家王道式的外交改革恰逢其时,刻不容缓,也功在千秋。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日本保持近千年的战略优势。因此,对日新战略应该复兴成功的传统外交模式,儒家化日本,沿着日本遣唐使、鉴真和朱舜水的轨迹,激励日本,进行新一轮的“大化改新”

 

美国欲借日本之力,遏制中国发展。菅义伟则希望成功连任,配合拜登的东亚战略既能使其快速积累声望,保持自民党的支持度;也可借美国的力量,使自己在无派系支持下当选首相。所以,他必然配合拜登对华进行全面政治封锁。

 

当代日本政治是由政治贵族(议员)官僚资本构成的。政治贵族大都是军国主义者的后代,亲美反中。官僚通过考试而出仕,理论上是中立的政治集团,代表儒家的政治传统,务实对待中、美关系。资本需要市场,大多亲华。该政治结构延续了日本传统。

 

645年,日本推行大化改新,主动汉化、儒家化,想建立以士人为主的政治社会架构。传统贵族开始由门阀转向士人。但改革被大贵族破坏,并没有完全实践儒家政治的理想,即培养中立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以及通过中庸理性的教育不断扩大执政基础,逐步覆盖全体国民。改革失败的后果是,传统贵族依然垄断政治权力[1],底层人民要想跨越阶级只能加入武士集团。

 

武士集团力量的壮大使其逐渐地握有实权,架空了传统贵族。该政治结构贯穿了从平安时代后期到江户幕府时代近700年的历史。然而在和平时期,武士集团内部依靠军功晋升无望,平民也无法成为武士,武士集团贵族化,社会阶层再次固化。但是,和平的环境带来了商业的发达,底层人民和落魄武士可以经商来提高社会地位。

 

其后,明治维新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资本走上政治搭建了舞台。战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延续了这一传统:议员就是传统贵族,官僚就是武士,资本就是商人。

 

当今日本,门阀垄断政治资源,平民精英难以晋升。战后32位首相中只有13人出生于平民[2]。其中,在昭和时代,15位首相中有8人出生于平民,而到了平成和令和时代,17位首相中只有5人出生于平民(包括菅义伟)。这表明,平民精英登顶政治高峰越来越难。其根源是因为日本未完成其政体儒家化的“大化改新”。

 

儒家化促进日本阶层流动,是日本人民追求了一千多年的政治理想。对日新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帮助日本人民完成其心愿,推行更彻底的“大化改新”运动,即联合支持儒家民主化的资本和官僚集团,削弱专制亲美的门阀势力

 

这样,中日韩儒家化程度就更加接近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也能够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顺利进行。同时,中日韩经济圈和我们欧盟可以加强合作,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中国要复兴儒家民主,为日本政治改革树立榜样。日本的平民精英和官僚就能看到扳倒门阀贵族的希望。他们才能更积极的进行新“大化改新”运动,彻底儒家化日本,以建立更先进的民主制度。中日美三国关系必将发生根本转变,恢复中日关系的千年传统。

 

第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日本人民进行新“大化改新”运动。文明之道书院[3]可以招收新遣唐使,以培养日本未来的执政精英。也可以与理念相同的学校如松下政经塾[4]开展合作,将书院开到日本去,设立日本分院。招收对中日关系抱有使命感的学员,培养他们实务进行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以及今后日本儒家民主政体下的选举能力。同时,书院要和日本相关智库合作,帮助日本进行政治改革的研究。文明之道书院内施行国际交换生制度,中国本部学员也可以到日本分院学习,以促进执政经验和民主实践的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民主制度的更新

 

第三,书院要切实研究日本具体的改革方案,顺应日本民意帮助其完成民主化。1、打破大小门阀对国家和地方政治的垄断,设立政治伦理法案,限制议员家族式连任[5]2、防止政治与资本勾结,参考中国的监察委,建立宪法性的第四权。3、鼓励平民精英通过考试进入各级议会,设立“考试议员”的配额,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配额不等。4、设立宪法性第五权,负责考试等相关事宜。

 

只要中国宣布启动复兴儒家民主,对日关系乃至整个外交局面将会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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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的科举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都曾举办过,但是因受到大贵族的干扰最终停止。

[2]. 13人中有5位出身于商人家庭或自己有过从商经历。

[3]. 见《孔子的民主实践与今日中国的儒家民主化》一文。

[4]. 松下幸之助想借松下政经塾培养平民精英,改造日本政治,主要包括以下目的:

1. 改变日本政坛一党独大的局面,消除门阀政治,建立廉洁政治;

2. 消除官僚与内阁的对立,建立由政治家主导的政治体制;

3. 加强日本的国际地位,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局面。

 [5].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曾提出限制世袭的法案,不过失败。另外,自民党和民主党(2016年解散)在党内也都有限制世袭规定,但是都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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