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外交全面更新对日战略，激励其进行新“大化改新” -hikari

对日外交不能一味地强调经贸关系或是地缘政治。中国GDP全面超过日本后，就要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及时更新对日战略。要借鉴儒家数千年的成功外交经验，突破美日联手抗中的外交困局。尤其在当前，进行儒家王道式的外交改革恰逢其时，刻不容缓，也功在千秋。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日本保持近千年的战略优势。因此，对日新战略应该复兴成功的传统外交模式，儒家化日本，沿着日本遣唐使、鉴真和朱舜水的轨迹，激励日本，进行新一轮的“大化改新”。

美国欲借日本之力，遏制中国发展。菅义伟则希望成功连任，配合拜登的东亚战略既能使其快速积累声望，保持自民党的支持度；也可借美国的力量，使自己在无派系支持下当选首相。所以，他必然配合拜登对华进行全面政治封锁。

当代日本政治是由政治贵族（议员），官僚和资本构成的。政治贵族大都是军国主义者的后代，亲美反中。官僚通过考试而出仕，理论上是中立的政治集团，代表儒家的政治传统，务实对待中、美关系。资本需要市场，大多亲华。该政治结构延续了日本传统。

645年，日本推行大化改新，主动汉化、儒家化，想建立以士人为主的政治社会架构。传统贵族开始由门阀转向士人。但改革被大贵族破坏，并没有完全实践儒家政治的理想，即培养中立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以及通过中庸理性的教育不断扩大执政基础，逐步覆盖全体国民。改革失败的后果是，传统贵族依然垄断政治权力[1]，底层人民要想跨越阶级只能加入武士集团。

武士集团力量的壮大使其逐渐地握有实权，架空了传统贵族。该政治结构贯穿了从平安时代后期到江户幕府时代近700年的历史。然而在和平时期，武士集团内部依靠军功晋升无望，平民也无法成为武士，武士集团贵族化，社会阶层再次固化。但是，和平的环境带来了商业的发达，底层人民和落魄武士可以经商来提高社会地位。

其后，明治维新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资本走上政治搭建了舞台。战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延续了这一传统：议员就是传统贵族，官僚就是武士，资本就是商人。

当今日本，门阀垄断政治资源，平民精英难以晋升。战后32位首相中只有13人出生于平民[2]。其中，在昭和时代，15位首相中有8人出生于平民，而到了平成和令和时代，17位首相中只有5人出生于平民（包括菅义伟）。这表明，平民精英登顶政治高峰越来越难。其根源是因为日本未完成其政体儒家化的“大化改新”。

儒家化促进日本阶层流动，是日本人民追求了一千多年的政治理想。对日新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帮助日本人民完成其心愿，推行更彻底的“大化改新”运动，即联合支持儒家民主化的资本和官僚集团，削弱专制亲美的门阀势力。

这样，中日韩儒家化程度就更加接近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也能够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顺利进行。同时，中日韩经济圈和我们欧盟可以加强合作，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中国要复兴儒家民主，为日本政治改革树立榜样。日本的平民精英和官僚就能看到扳倒门阀贵族的希望。他们才能更积极的进行新“大化改新”运动，彻底儒家化日本，以建立更先进的民主制度。中日美三国关系必将发生根本转变，恢复中日关系的千年传统。

第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日本人民进行新“大化改新”运动。文明之道书院[3]可以招收“新遣唐使”，以培养日本未来的执政精英。也可以与理念相同的学校如松下政经塾[4]开展合作，将书院开到日本去，设立日本分院。招收对中日关系抱有使命感的学员，培养他们实务进行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以及今后日本儒家民主政体下的选举能力。同时，书院要和日本相关智库合作，帮助日本进行政治改革的研究。文明之道书院内施行国际交换生制度，中国本部学员也可以到日本分院学习，以促进执政经验和民主实践的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民主制度的更新。

第三，书院要切实研究日本具体的改革方案，顺应日本民意帮助其完成民主化。1、打破大小门阀对国家和地方政治的垄断，设立政治伦理法案，限制议员家族式连任[5]。2、防止政治与资本勾结，参考中国的监察委，建立宪法性的第四权。3、鼓励平民精英通过考试进入各级议会，设立“考试议员”的配额，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配额不等。4、设立宪法性第五权，负责考试等相关事宜。

只要中国宣布启动复兴儒家民主，对日关系乃至整个外交局面将会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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