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制度足够民主吗？

1965年12月5日晚，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后，德高望重的戴高乐非常失望，也非常难过，非常想不通，因为他只获得了44.65%的选票，没有如其预期的那样，在第一轮就获得50%以上的绝对多数而赢得选举。根据法国总统选举制度，如果第一轮没有候选人过50%，就要在第一轮后的两周再进行第二轮投票，由第一轮中得票最多的前两个候选人进行总决赛，戴高乐的对手将是第一轮得票31.72%的密特朗。

时任新闻部长，著名作家，后来的超级畅销书《中国之觉醒将震惊世界》之作者，佩雷菲特在其回忆录《这曾是戴高乐》里，这样描述他和戴高乐的对话（法语原文见文后标注）：

戴高乐打断了我的话，心力憔悴地说：“我不知道今天投票反对我的 56% 将如何在两周内改变主意。”

我和他解释道：“但是，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实行的两轮投票的逻辑。第一轮投票，我们选择一个候选人，而在第二轮我们淘汰另一个候选人。因为选民知道，第一轮并非决定性的，所以，每个人根据其习惯性的政治阵营来投票。另外，选民还想要用投票来表达不满。而对现任总统的政策，他们总是有不满之处的。但在之后举行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二轮中，只有你和密特朗了。法国人将淘汰那个他们认为最没有能力确保国家利益的候选人。”[1]

正如佩雷菲特所预料的那样，两周后的第二轮投票中，戴高乐以55.2%的绝对多数击败密特朗，成功连任。

两轮投票不仅是法国总统选举制度的特色，也是其民主成熟的标志，且更加体现了民主的根本原则——多数决。在允许两个以上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中，必须考虑无人过半的投票结果。在民主制度设计上，也就必须设有第二轮投票的机制。人民在第一轮可以表达个人的政治偏好，甚至会超越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但在第二轮，尤其经过两周时间的冷静思考，他们就会更多地考虑国家长远利益，来更理性地投票。民主制度要给人民最后的多数决定权。

2012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期间，笔者在央视的采访里就这样给国内观众介绍法国民主的秘密。在第二轮投票中，“法国人不是在选谁当总统，而是在不选谁当总统。”因为他们要淘汰那个最不合适做总统的候选人。

对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来说，他们不仅要稳固本党的基本盘，更要展开胸怀来赢得更多的支持者，才可能当选。因为，总统不能仅仅代表某个党派，而是要代表全体国民的。正如戴高乐所说：“我竞选总统，不是为了击败左派和右派，而是要把他们都团结起来。[2]”两轮投票的制度设计，不仅要求候选人走大多数的中间路线，而且也能重新弥合在第一轮投票中分裂甚至相互敌视的全体国民。因为，民主的最终目的决不是分裂国民，而是要促进国民的团结。如果投票不可避免的导致分裂，那么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有弥补分裂的机制。这就是第二轮投票更深远的意义。

反观台湾地区的选举，没有第二轮投票的机制，在第一轮，赖清德仅仅以40%的明显少数就当选了，并不符合民主的“多数决”原则。2000年，陈水扁也仅仅以39%而当选，完全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民意。这是今日台湾社会去中国化和社会分裂，乃至影响全球和平等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缺乏第二轮投票机制，从根本上剥夺了台湾人民从其根本利益上理性思考而做出最终决策的民主权利，也让台湾社会丧失了在第二轮投票中弥补分裂重新团结的机会。有2000年的前车之鉴，又有各先进国家之制度参考，24年来，台湾方面却没有进行任何制度修正，反而以所谓的“民主榜样”沾沾自喜，难免让人觉得夜郎自大。

孔子说：“修己安人”。完善了自己，自然就能安定人心。完善的制度，自然能产生最好的向心力，也是最好的保护。人要往上看找不足，和更优秀的比来进步自己。孔子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对于候选人来说，自己德行足够好，自然就能赢得大多数，也就不需要用那些不齿的所谓竞选手段了。

推动社会进步，不能只是看热闹，嘲讽，或单相思，或自怨自艾，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研究。能坐稳冷板凳，是成为精英的基本条件。只有坐冷板凳的人多了，社会才能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

留一道思考题给大家：如果本次选举采用两轮投票制度，柯文哲就被淘汰了，赖和侯进入第二轮，谁会赢呢？

[1](De Gaulle) Il m’interrompt, avec une lassitude extrême : « Je ne vois pas comment les 56% qui ont voté contre moi aujourd’hui vont se déjuger dans deux semaines. Alain Peyrefitte – Mais justement, c’est la logique de notre scrutin à deux tous. « Au premier tour on choisit, au second tour on élimine. » Au premier tour, sachant que c’était sans danger, chacun a choisi selon sa famille habituelle ; on a voulu exprimer un mécontentement, et il y a toujours des sujets de mécontentement. Au tour décisif, il n’y aura plus que vous et Mitterrand. Les Français élimineront celui qui leur paraît le moins apte à assurer l’intérêt national »… Alain Peyrefitte, C’était de Gaulle II, Fayard,1997, p. 606

[2] « Je ne suis pas là pour vaincre la gauche et la droite, mais pour les rassembler », Ibid., p.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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