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2F1527871%2F20240307%2Fob_1a0071_.jpg)
对所有自由派的灵魂三问之第二问
第二问：他们为其宣扬的理想做了多少？
相比深入学习和研究实现其理想所必须的知识之外，他们做得最多的是宣传工作，按其说法就是“启蒙”大众。尽管他们动机真诚和坚持不懈，但是，因为缺乏基本的专业知识，或者被有着种种光环的自以为专业的名人所误导，这些启蒙工作综合利弊，从结果来看，是非常负面的，与其理想背道而驰，因为他们的路径是错的。下面列举并分析他们做的最多的，却也是错得最离谱并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思想和民族特性。
他们把中国之所有不足全部简单归咎于祖先和过去，如此挖掉自己文明的根，自然就找不到适合中国社会进步的方法。因为任何实现理想的方法都必须与本国传统相结合，比如,百年前,孙文吸收了中西民主特点而成的,以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儒家民主模式”才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今日我们同样应该立足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才能继续进步。因为现状而反思过去的错误和传统的缺陷是对的，但不能走极端化，对传统一概抹杀。比如，百年前很多公知倡议废汉字而用字母就太冲动了。
自由派否定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因为中国有着深厚的专制土壤，所以中国人容易适应这样的体制，所以要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及其内核儒家思想。这与事实完全不符。恰恰相反，中国有着深厚的反专制的民主传统，论据非常多。我这里只讲三点：
第一，“专制”与“主权在民”的中华传统是相悖的，后者是民主最基础的原则。而从华夏族立国起，主权在民就是全民族的共识。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相传为姜太公所作的《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中姜太公就教育周文王：“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就是说，国家之主权不属于首领一人，而为天下百姓所共有。儒家被立为国家哲学之后，即使是帝王也得遵守主权在民这一儒家宪政的基本原则。东汉章帝时代，官方钦定的儒家经典《白虎通义》第一条就是：“天子者，爵稱也。”天子只是一个行使国家领导权的职位名称，他并不拥有国家之主权。这是公元79年时的中国政治学理论。欧洲到了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还在说：“L'État, c'est moi”，意思是朕即国家，王权和主权是合二为一的。可见，民主是中华传统，专制才是西方传统。也正因为中国传统并不专制，所以没有足够的压迫力激发人民追求现代民主。而西方正因为其专制压迫之深，才更促使人民起来革命而实现民主。自由派常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证明中国的专制传统，这完全是曲解。在汉语里，“王”字可以是国王、君主的意思，也可以代指最高的国家主权，“王土”意思是君主治理下的主权领土，而“王臣”就是协助君主治理这片主权领土的政府成员，“王”和“臣”一样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公职人员，他们只是分工不同，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王”字还可以代表最高标准的道德伦理，比如“王道”的“王”就不是指专制君王的方法，而是指合乎人类理想道德标准的方法。我和外国人解释王道时，英语用moralism，法语用moralisme，即道德主义，“王道”就是指依照道德标准来决策行事，和西方流行的唯利是图的现实政治主义Realpolitik是不同的。自由派的错误在于把“王”字和皇帝的存在简单地与专制划了等号，而忽略了“主权在民”的中国传统政治原则。他们难道不知道，有君主也可以民主立宪，有总统的国家也可以是专制，而号称共和的国家也不一定民主吗？
第二、“专制”和“唯才是举”的中华传统是相悖的，废除世袭制是民主最基本的表现。中国的世袭贵族制度（世官制）早在孔孟时代就近于崩溃，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就摆脱了官员任命的世袭制。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就订下盟约，其四为：“士无世官”（《孟子·告子下》）。意思是，废除世袭官职从士人做起。战国时期各国盛行客卿制即重用外国精英为本国执政，汉代实行察举制，隋唐开始科举制到清末，都是以才能而非血缘为官员的选拔标准。皇亲国戚等受封的是爵位，而非实权官职。儒家民主的核心体制--科举制，不仅保障了古代中国平民阶层的参政议政权利，而且启发了西方建立其现代文官制度以取代其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制。从欧洲大陆到英国，再到美国，直到1868年10月，美国传教士、汉学家、翻译家、后来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还在波士顿向美国东方学会发表演讲，提议参考中国科举制度来改革美国公务员制度（英语原文见文后标注）：“还有什么比向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的激励’更真正地民主呢？ [……]它制衡绝对的君主权力。如果没有它，重要的职位将由世袭贵族担任，而较低的职位将由成千上万的皇帝宠臣出任。有了它，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可以从最卑微的职位晋升到总督或总理。[…]这是中国人的投票箱，他们的大宪章[1]”。自由派认为科举制是专制的工具，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为何要仿效呢？自由派的错误在于先把中国传统政体定义为专制，然后把包括科举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传统抹黑成专制的工具。
第三、中国没有专制传统，所以对专制缺乏免疫力，这才是其得以成长的根本原因。这就好比，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用天花作为生化武器征服了从未有过天花的美洲原住民。传统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民间社会的精英担任各级执政官，他们退职后回归民间社会。这些士大夫在朝议政，在野监督政府和教化民众，执政群体和人民混为一体，政府和人民并不是泾渭分明而对立的两个群体。而在西方等级森严的传统封建社会，政府和人民是对立的两个群体。所以，中国人远比西方人相信政府，对政府有更多善意而缺乏警惕，当然也更容易被坏政府所欺骗。十几年前的法国，坐火车是乘客自己在检票机上打票，没有监督人员，上月台也没有过关闸道，上车的车厢口也没有检票人员，旅程中才有查票的，如果真有人故意钻空子逃票是很容易的。法国之所以曾经能实施这样方便乘客的制度，是因为其国民文明程度整体较高。现在，法国也被迫实行入口闸道检票了。我们怎么能说法国的传统土壤更容易培养逃票者呢？这就是逃票者（坏政府）利用了法国社会的高文明基础（中国的非专制传统）。自由派的错误，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当作原罪，把人民信任政府的这种高文明社会传统当作是落后的表现。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时候，自由派却下了狠劲去批判秀才了。
把现代的一切不幸全部归咎于传统是非常无知和野蛮的简单化鼓吹。如同把穷人的困境全部归咎于富人，然后实施消灭富人和私有制的革命。这样简单粗暴的运动带来的灾难，我们还不清楚吗？一句“都是中华传统的错”和“都是私有制的错”有什么不同呢？自由派全盘否定了传统，就找不到扎根传统，放眼天下和未来的社会进步的正确的道路。否定了传统，打击了最广大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未来的信念，使他们丧失了能动性，甚至激发了他们对自由派的厌恶，更得不到各行各业民族精英的支持。
自由派错得最离谱并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盲目吹捧西方，尤其是极端崇拜美国民主。“三人行，必有我师”，多看西方的优点，取长补短是对的。但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和中国实际这两个基础上，否则只能适得其反。他们对西方有三个最过分的吹捧，一是英国大宪章和光荣革命；二是“五月花号公约”和美国民主；三是西方的法制精神和民主传统。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逐一来展开分析，本文就先点到为止。
概括地说，自由派为了实行其社会进步的理想，做了大量南辕北辙的事情，而该做的却没有做。那什么是该做的？首先是要学习实现理想必须的专业知识。
民主需要各种制度提供完善的专业支撑。一张成熟的选票背后是无数经过几十年（战后制度进步）、几个世纪（西方现代民主）乃至千年（中国科举）实践积累的制度完善，这是各国和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巨人肩膀。我们要站在上面踏踏实实地建立专业能力。要懂得理论、制度、配套体系和具体操作，要懂得各主要民主模式的长短处，自己首先要成为民主专家，至少也得是半专业的爱好者，才有资格启蒙广大同胞，才能让各行各业的民族精英安心和认同，才能让世界各国尊重追随而不是利用。
如何学习呢？本文先简述几个方法：
第一、树立正确的学习和讨论方法，不要做杠精。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不仅关乎宏大的理想，也决定了个人的人生成败。所谓杠精，就是刻意寻找小概率的反例去推翻普遍概率的常例。比如，用有人高空坠落不死的个案来怼“高空坠落要死”的正常逻辑。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识，就用小概率的“爆君”来推翻言官监察体系有效运行的普遍情况。5000年以来，可以用“爆君”来定性的国家元首，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或者，用科举制的一些弊端来全面否定其积极意义。
第二、要建立中西方基本的文化和历史的通识知识。要看书，而不是听书或看视频，只有看书，做笔记，才能真正掌握和积累知识，切记切记。踏踏实实看完整的教科书或有作为藏书价值的经典书籍，而不仅仅是文章、心灵鸡汤（这是社会底层的鸦片）或商业炒作的畅销书。比如，要了解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史，可以看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05，François Guizot，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作者曾任法国首相，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欧陆自由主义的旗手，所以该书是以法国“士大夫”智慧写的欧洲史，有更多高远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认知。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完整看完维基百科的条目也是可以的，要深入学习的话，可以找下面的“延伸阅读”和“参考文献”。有基本的通识知识，就不会盲目追捧英国的1689“光荣革命”，对“不流血”的英国民主化顶礼膜拜。稍有英国历史常识就知道，英国民主化是从流血的1642年的英格兰内战开始的，长达九年的内战导致人口损失4%以上，还砍掉了英王查理一世的脑袋。从“流血”到“不流血”是进步，但也说明英国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值得借鉴，但并没有必须跪下来膜拜的地方。可以看看王觉非的《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是深入了解英国历史的入门书。
第三、要中西结合对比来学，也要理性比较中西异同，不要过分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文化比较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和他人，比如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只要稍微懂得欧洲史，就知道古代中国远比古代西方更自由民主。只要知道西方对科举制度的看法，就知道它并没有中国人自己批判的那样糟糕。理性比较的关键有二：第一对中西情况要进行同时期同规模比较，不能拿现代西方对比古代中国，说中国落后。在满清入关之前，中国社会在绝大部分领域都是领先于西方的。也不能用二十万人口规模的城邦国家对比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批判为啥中国古代有科举选拔，却没有投票模式的雅典民主。第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概念和公式来对比中国，中西文明发展模式和逻辑不同，古代中华文明进化早熟于西方，不能拿西方的落后模式来批判中国先进模式。比如宗教领域，古代中国世俗化和宗教自由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用中国人不信教来批判中国人没有信仰，到了任何一所西方大学的宗教或哲学系去讲，都是十足的笑话。要了解中国的宗教，可以看看王治心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40），书中说的宗教思想其实是中国人的信仰，不全是西方宗教概念的，所以是了解中国人信仰的必读书。要真正了解自由派推崇的美国宗教，我推荐一本英文专著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是了解美国政教分离历史之必读书，再对比上面的中国宗教，就知道古代中国之宗教自由甚至领先于现代美国。我以后会专门写一个系列，来帮助大家正确通过中西对比来认识中国和西方。
很多自由派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仅仅满足于短语短文、吐槽和俏皮话，看看视频听听说书，跟风人云亦云，就以为在学习了。认真读完一整本书累，他们坐不了冷板凳。如此没有定性，如何敢让人民和民族精英放心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他们推崇的东西？其实，号称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完整读过自由主义旗手胡适的书，更没有读过以中西对比方法为写作特色的国学大师钱穆的书。自由派要实现其理想，要先充实自己的知识平台，可以从读下面两本他们的书开始：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英汉对照，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这是胡适在美国期间的英文作品和演讲集，它可以启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足以成为个人阅读生涯的里程碑读物。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钱穆是真正的国师，可谓20世纪中华文明复兴事业之领袖，本书是以中西对比方式写的综论，作为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开篇阅读最好。
关注“陶贇课堂”，踏踏实实为我们的未来学点真本事。
本文中提到的推荐书籍，根据我建议的阅读先后次序排列：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英汉对照，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这是胡适在美国期间的英文作品和演讲集，它可以启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足以成为个人阅读生涯的里程碑读物。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1952）。钱穆是真正的国师，可谓20世纪中华文明复兴事业之领袖，本书是以中西对比方式写的综论，作为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开篇阅读最好。
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05，François Guizot，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作者曾任法国首相，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欧陆自由主义的旗手，所以该书是以法国“士大夫”智慧写的欧洲史，有更多高远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认知。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是深入了解英国历史的入门书。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40）。书中说的宗教思想其实是中国人的信仰，不全是西方宗教概念的，所以是了解中国人信仰的必读书。
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是了解美国政教分离历史之必读书，再对比上面的中国宗教，就知道古代中国之宗教自由甚至领先于现代美国。
上一篇：对所有自由派的灵魂三问之第一问
下一篇：对所有自由派的灵魂三问之第三问
精选文章
[1] « What can be more truly democratic than thus to offer to all “ the inspiration of a fair opportunity ?” […] It operates as a counterpoise to the power of an absolute monarch. Without it the great offices would be filled by hereditary nobles, and the minor offices be farmed out by thousands to imperial favorites. With it a man of talent may raise himself from the humblest ranks to the dignity of viceroy or premier. […] It is the Chinaman’s ballot-box, his grand charter of rights»,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 New York, 1881, p.41, p. 53, p.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