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能成功？”第一讲：孙中山成功的个人机遇和条件

孙中山研究在我们的培训课堂是每一个致力于中国历史大转型精英的必修课，因为我们要做能成功的事情，孙中山就是成功的榜样。孙中山研究课程分为多个不同的系列，每个系列由若干讲座组成。这是第一个系列：“孙中山为什么能成功？”。总共由六个讲座组成，分别是第一讲：孙中山成功的个人机遇和条件；第二讲：正国本为转型成功之首要；第三讲：创国体为转型成功之根本；第四讲：立国策为转型成功之保障；第五讲：激发恰到好处的民族自豪感；第六讲使用国际语言的革命“大外宣”。本文是第一讲。

我们都应该知道，革命或改革都需要方案。中国转型之方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结合西方先进模式和中华儒家传统，二是要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创新以引领世界。这两点都是要适应中国国情，前者是让方案能在中国落地，后者是要符合中华文明的天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

以上两个条件对方案创作者也有相应的三大基本要求。他得精通西方文明及其民主，也得有中华儒家文化的教养，还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气质。孙中山同时代的领袖人物三者有一、二者不少，但三者俱全者无。

清廷体制内的洋务派，老的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懂儒家，不懂西方，长期混迹于专制清廷而战战兢兢，维持稳定有余，难以领袖新时代。新的如袁世凯，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虽然自比拿破仑三世要恢复帝制，其不知拿破仑三世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考察英美等工业化领先国多年，是当时法国最顶尖的全球化工业化专家，还是社会主义新潮流的大牛，1848年法兰西二共总统选举中，拿破仑获得74%的普选票当选总统，他是新时代的有新观念新政纲的新领袖。而袁世凯是旧时代的旧政治家，其野心远远大于真才实学，所以在新时代打烂了满手旧时代的好牌。倘若其有自知，定位中正，心态平和，扬旧人事之长避执新政之短，完全可以流芳百世，中华命运也截然迥异了。维新派因保异族皇权，气质天然不足，又不够精通西方，连最顶尖的梁启超也不懂英文，自然也拿不出好的方案。同盟会方面，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少，但看轻儒家传统，把其当作中国现代化障碍的多。只有孙中山能够挖掘儒家之长而为今用。另外，部分领袖人物专业在学术不在政治，如蔡元培；另一部分为年轻留学生，年龄资历还不足以产生领导世界民主进步的气质。所以，孙中山以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就成为了唯一符合条件能拿出方案的候选人。

1866年，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年少时读私塾由儒家传统教育启蒙熏陶。13岁时和母亲被已经在夏威夷发家致富的大哥孙眉接到了檀香山接受全面的西方教育。1879入学英国圣公会背景的伊奥拉尼书院（Iolani School）。1882年毕业后再入学美国公理会背景的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1883年入学香港英国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院，次年转学到香港皇仁书院。1886入学广州的博济医院，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于189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正式成为职业政治家。由此可见，孙中山的西学背景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比之成年出国的留学生要深厚得得。甚至可以说，孙中山虽然生在中国，但其精神却在西方文化中塑造。

从事革命后，周游世界的孙中山不仅组织革命活动，也考察各国宪政。据其孙女孙穗芬所著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列举：1896年到美国旧金山和纽约；1896-1897在英国，“伦敦蒙难之后，祖父获得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生活。从1896年10月23日起到1897年7月2日，在这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祖父几乎每天都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读书大约四到七个小时”；“考察欧洲政治，完成三民主义之重要体系”；1905年在欧洲布鲁塞尔、柏林、巴黎成立革命组织… “行万里路读各国书”给孙中山带来的广博知识和国际视野在当时的进步精英中也是罕见的。

中西教育和国际历练为孙中山创立新的民主学说提供了知识基础。而其敢于创新的气质则和他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有关。这完全得益于其年长12岁的大哥孙眉。孙眉青年时期就远赴夏威夷发展，多年打拼后成为当地的大牧场主。他不仅接来了母亲尽孝，还带出了幼弟孙中山培养。孙家虽然是华裔移民，但已经不再为生计或所谓的阶级上升焦虑了。这对少年孙中山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有足够的心理优势来“敢想敢学和敢做”。所以，成年后的孙中山，决不会妄自菲薄而无条件膜拜西方，也不会怀疑自己对西方缺陷的认知，他会坚信发扬儒家传统之长就能改造西方民主为我所用。我们可以从其著作、演讲中发现到处都有这种敢于用“中华文明改造西方民主”的精神和具体方案。今天的自由派中没有一个有当年孙中山的这种气质，自然就拿不出可以和孙中山当年媲美的当代“五权宪法”了。到海外“为民主花钱”和到海外“以民主立身”这两种不同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看待西方文化不同的视角。“另议人士”生活艰辛，情非得已，但民族大业关乎14亿同胞的福祉，一定必须走成功的路，不能以个人条件局限可以让步的。

有合适的土壤才能长出相应的果实。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英雄本身先得是英雄。说什么没有孙中山，也会有王中山之类的历史必然论，是不客观的。没有像孙中山这样的经历和机遇，是无法成为孙中山的，这得承认历史的偶然性。从信仰角度来说，天生孙中山是上天眷顾中华民族，让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天命。从世俗角度说，孙中山能成为革命家孙中山，而革命家孙中山能成功创建民国，都是因为有了兄长孙眉。他不仅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现代国父，还倾其所有支持孙中山启动了革命事业，是名副其实的“共和中国之大伯”。饮水要思源，我们对孙眉的纪念远不及其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今天之形势与孙中山时代相仿，要有成功的方案，也必须要结合儒家民主传统和西方民主实践来创出最先进的模式以推动世界民主之进步。参与方案创造的同仁们也得有和孙中山一样，在精通西方和儒家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傲视天下之气质。如此产生的方案才有值得深耕细作的价值。

当然，我们的时代和孙中山时代不同了。过去，孙中山的产生偶然性更大。今天，中国人中有经济条件自我造就产生孙中山的土壤的不在少数。能否成功，关键在信念和耐心。可惜目前实践者罕有，大概是中国新富裕群体与百年前先辈们的层次相距太大吧，他们连一个目不识丁的华工之格局都不如。我们开设“陶赟课堂”，就是希望为有志向做“新孙中山”的青年精英铺路。以后，国家为了转型和新开国需要，也会正式重点成规模地投入这样的精英培养事业的。

无论想走多远，至少可以从研读《三民主义讲稿》开始，下面摘录几段颇有现实意义的精彩内容：

“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 - 1924年8月3日民生主义第一讲

“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 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1924年4月13日民权主义第四讲

“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 1924年8月17日民生主义第三讲

“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1924年4月13日民权主义第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