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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马克龙的中间派会昙花一现？ 从法国国会选举看中法“中庸之道”之对比
昨晚，法国立法选举第二轮落下帷幕，577个席位中，极左（得票率26% - 182席）、中（23% - 168）、极右（37%-143）三分天下。极右得票率最高，但极左获得最多国会议席。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党比选前的245席少了77议席。可以说，以马克龙为核心人物的，自2017年崛起的新的法国中间派政党在仅仅7年之后就走向衰亡。而上一代以贝鲁（François Bayrou）为核心的法国中间党也只是红火了十年光景。
按理说，人性本能不喜极端，偏好中间立场。法语叫le juste milieu, 英文 叫the middle way, 中文里就是中庸之道。
不仅儒家政治智慧以中庸之道为赢得大多数民意的执政法宝，在西方也普遍认为中间路线是更理性的执政之道。比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说过：“道路的中间才是可以使用的部分，极左极右都是排水沟。”（The middle of the road is all of the usable surface. The extremes, right and left, are in the gutters）。远溯到启蒙时代，法国的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行政和治理方式。它在于通过节制和法律来维持各方的诉求”（le juste milieu est une méthode d’administration, de gouvernement, qui consiste à maintenir par la modération et les lois entre les prétentions des partis）。
但是，为什么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无条件普选以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下，中间党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呢？比如，美国的左派民主党和右派共和党，而英国的左派工党和右派保守党，法国因为其文化发达和国民素质更高，中间党的空间大一些，2017和2022也选了中间派总统马克龙。只是，本次国会选举以后，法国的中间党又将再一次没落。为什么中间党不受西方现行民主制度青睐呢？
因为无条件普选制度下，不用考试就可以自动获得投票权，大多数选民就缺乏基本的政治和治国常识，更容易被极左和极右的民脆蛊惑而依着情绪投票，他们对理性的“中庸之道”难以产生共鸣。这是根本原因，也是西方现行民主制度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方面，我今天先不展开，过几天我会以川普为例来展开说明无条件普选是西方民主的致命缺陷。
下面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西方中间派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我以法国为西方代表来对比中法的不同的中庸之道。
法国的中庸之道（le juste milieu）是临时拼凑型的，短期的各方势力之平衡点。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具有统治地位的，深耕于中国政治思想乃至中国全部政治领域的政治哲学和伦理。
从1789年大革命起，法国的中庸之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拿破仑模式（le juste milieu du Bonapartisme ）、奥尔良派模式（le juste milieu de l’Orléanisme ）、1848年二月革命派模式(le juste milieu des Quarante-huitards)。
拿破仑的中庸之道是强人模式。他作为强势但中立的国家元首，领导着由比他本人弱势的不同政治派别而组成政府。
拿破仑本人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只有他才能团结国家。当拿破仑还是法国三执政中的第一执政时，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国王，因为当时的法国人民需要“共和国名义下的君主制”（une monarchie sous le nom d’une République）来进行转型过渡。为了平衡各方政治势力以结束大革命恢复社会稳定，拿破仑还选择了两位针锋相对的政治人物作为另外两位执政来完成国家和解。一个是大革命领袖之一、共和派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另一个是保皇派的要人勒布伦（Lebrun）。
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通过其连续的军事胜利为其强势的中庸之道统治背书，那么拿破仑三世则是通过早期的男性普选高得票率支持而实现了他的强势中庸之道。戴高乐也遵循了这一策略，比如他从1958年的危机中就获益匪浅。但是，这种以强人为核心的中庸之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冲突，只是由于有政治强人，可以在短期内抑制左右冲突而保持临时的平衡。所以，一旦强人失势或失去民意支持，国家政治又会重新陷入左右冲突的尴尬之中。
奥尔良派是君主立宪派，是没有核心强人的妥协式中庸之道。
其温和改良特征被认为是法国最典型的中庸之道。奥尔良派主政的法国七月王朝没有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央权力。自由派和其他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很激烈，国王和政府都没有强势的权力，所以他们必须通过确定一个中间的立场来稳定局势。这种折衷的选择是一种被动而软弱的选择，因此无法克服像 1848 年革命这样的重大危机。
现在的马克龙式的中庸之道介于拿破仑模式和奥尔良模式之间，他本人没有拿破仑叔侄和戴高乐强势和威望，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核心人物。因此也无法克服今天法国政治生态中极左极右崛起的民主危机。
1848年二月革命派模式是现代民主政体下最常见的中庸之道，就是非左非右的中间派。
就法国民主史来讲，二月革命派其实就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自由派，但在革命次日就立马变成共和派的群体（les républicains du lendemain），比如大作家雨果。中国类似的人物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辛亥革命后由维新派转为革命党的共和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介于革命与共和、传统与自由之间。按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讲，他们是介于进步和保守，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持有中间立场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在现行民主体制下，会因为受到来自左右翼的双重夹击而不断衰弱。我的一个法国读者就是中间派，他就这样对我说过身为中间派的困境：“当我与左派交谈时，我被认为是右派。但当我与右派交谈时，我被认为是左派。”中间派就这样成了左右双方共同的对手。
根据法国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中间派只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平衡点，它本身没有具体而深厚的政治哲学为基础来支撑。因此并不具备统治力，不能向下兼容其他政治思潮。它随着左右力量和核心人物力量的变化会失去平衡，因为这种平衡点是靠个人的技巧而设立的。所以只能维系一时之平衡的功效（人亡而政息）且没有遗产可继承，不构成可持续加强的政治理论。
因为平衡点是随环境和形势而变化的，是由外而影响其内，因为其内部没有思想内核。而真正的政治理论是有内核和原则的，是针对不同情势而从内部出发的应对之策，包括了理论力量，也包括了集团力量。
平衡点是个人力量来维系，而政治学说有信徒，靠集团力量来维系乃至扩大。中国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就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具有统治力量的中庸之道模式。该模式是有不断新陈代谢的儒家执政集团来维系，能够长期被继承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现代精英心心念念的理想的民主模式：中庸之道民主，在中华文明里早已经实践了千年。
西方现行民主要摆脱极左极右的陷阱，走一条理想的中间道路，最终得从我们儒家执政智慧中吸取灵感来改造。这种由中国到西方，再由西方到中国的改造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大转型设计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为了鼓励中庸之道和避免极左极右，是否可以设立配额制的无党派议席，规定国会10%的议席必须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是否设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考试以抵制民脆，鼓励理性政治？
课后作业：对于促进理性的中庸之道政治，提出你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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