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能成功？”系列之三：创国体为转型成功之根本

孙中山研究在我们的培训课堂是每一个致力于中国历史大转型精英的必修课，因为我们要做能成功的事情，孙中山就是成功的榜样。孙中山研究课程分为多个不同的系列，每个系列由若干讲座组成。这是第一个系列：“孙中山为什么能成功？”。总共由有六个讲座组成，分别是第一讲：孙中山成功的个人机遇和条件；第二讲：正国本为转型成功之首要；第三讲：创国体为转型成功之根本；第四讲：立国策为转型成功之保障；第五讲：激发恰到好处的民族自豪感；第六讲使用国际语言的革命“大外宣”。本文是第三讲。

成功的政治转型方案必须包括三大核心内容，我们以百年前孙文设计的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转型方案为例来说明。其三大核心内容是：第一、正国本为转型成功之首要；第二、创国体为转型成功之根本；第三、立国策为转型成功之保障。前文讲了要正立儒家民主传统为国本。今天讲创国体。

国体就是落实国本的国家制度。即用在实践中运行的政体来实现立国哲学之原则。儒家道统为本，长期一贯之。政体要与时俱进，不同时期需要不同创新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百年前的中国转型，在新国体的选择方面，前后有两大争论。先是君主立宪和共和之争，后来是单一制和联邦制之争。孙中山的方案都是从早期的少数变成最终的多数，因为他坚守中华正统，是从根本上解决转型问题。

早期，君主立宪的方案更安全，也看似更容易，其声势远大于共和派。唯有孙文等革命派看穿了清廷绝无可能改革的现实，坚持革命以建共和国体。

1903年12月13日，国父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中犀利地指出：“中国政府派出日本留学生千名，多属汉人；惟少数之满洲人结一会党，窥探其同学，若谈国政者，指为冒犯，随时禀告朝廷，不准学生入武备学堂及所忌之大学。驻外之中国钦差又不准中国人谈论国事。我等如无国之民，若在外国被人殴打，置之不理。今日所拖辫发乃表示尊敬满洲，若有违令，即被残杀。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

1905年8月12日，国父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发表演说时，明确反对以君主立宪为转型过渡之必须，他说：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孙文还针对满清不肯放权的现实，一针见血道：“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既然立宪也要革命，为何不从根本上废除旧君主制而建新共和呢？既然共和制度比君主立宪更先进，为何不直接共和呢？国父说：“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 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共和看似跳级发展，实则是一鼓作气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前途问题。这就是国父的大气魄和大智慧造就的大成功。他深知：今日若苟且于立宪，今后定然有无休止的各种事故和纷争，再要废立宪建共和就更难了。中国将沦为半死不活的伪现代国家。国父不苟且，不妥协，不所谓的“体恤国情”，坚持走正确的道路，才能成就一个共和中国。倘若其委曲求全，非但不能成功立国，自身也难免遭满清迫害。国父书生，但坚定原则，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中华之幸。我们要判断未来之成功与否，选择道路和向导，当以国父为榜样。

后来，北洋军阀窃权后，各地自治流行，联邦制因为有美国为榜样，遂成主流，时至今日都是另议人士的首选国体。又是国父力挽狂澜，聊聊数语即点醒梦中的同志们，保我中华统一。1924年4月13日，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说：

“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

外国人现在对于中国为什么要来共管呢？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中国的缺点呢？就是由于看见中国有知识阶级的人所发表的言论、所贡献的主张，都是这样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们便看中国不起，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不能管，列强应该来代我们共管。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至于中国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以及各特别区，在清朝时候已经是统一的，已经是联属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 ”

美国是由分裂走向统一，联邦制是各殖民地走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中国自秦一统后就是单一制国家，如用联邦制则是开历史倒车走向分裂，必不符合国家利益。中美国情历史不同，形成国家总体合力的方式也不同，美国需要联邦制，中国则要坚持单一制，具体行政则搞好地方分权即可。

在确定了单一制和共和制这两条根本原则后，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政体来实现儒家的立国哲学。传统的儒家民主政体非经革新不能服务于国民。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新旧结合，中西互补的新政体。此一政体以国父独创的五权宪法为基石。

西方民主政体以三权分立为根本。国父在此行政、立法、司法的西方三权之外，加上源自中国儒家民主政体的考试和监察两权合并为五权。五权宪法吸收西方现代民主之分权理念，又以中国传统民主精华弥补西方民主之缺陷。不仅在当时，在今日看来也可称为最先进的民主宪制设计。

1906年12月2日，孙文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就阐述了增设考试与监察两权的理由：

“那五权除刚才所说三权之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

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

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是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看来，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原故。

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凡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于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行政部之下，虽少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

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但是这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部，那权限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

一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中国从古以来，本有御史台主持风宪，然亦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威等，才能达行政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去的，故此这机关要独立。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我们可说，孙文之于现代民主中国的贡献，远远超过华盛顿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因为华盛顿并没有给美国新创一国体，而孙文则创立了沿袭至今的现代民主中国之国体。

比较遗憾的是，国父逝世甚早，五权宪法之理论进步就几乎搁置至今。民国之五权体制也未能尽然展现五权设计之精要，在今日台湾还碰到了“改五权为三权”的宪政危机。未来转型方案要以更新后的五权为基本设计，围绕国父以中华儒家之长克西方民主之短的逻辑来进行。比如，可以用中立的去意识形态的教育权吸收入考试权合并为“教育考试权”作为第四权。以此来落实中华传统“有教无类”和“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两大民主社会之根本教育理念。

“陶赟课堂”在以后的文章中，将就方案的每一个设计来详细阐述。下面留一个问题作为课后作业：如果政治家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才能参选，那么普通公民是否也要通过更基本的资格考试才能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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