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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四十五期
不要太关注于路径，我基本不研究路径，而关注结果，因为路径太偶然，是随机而自发的，但结果是确定的。真正需要研究是什么样的结果：即民主以后怎么办，国 家政体，政策等。但往往人民在不知道路径的前提下，对结果毫无信心，更不可能去研究民主后了。年轻一代知识青年最好要“主动乐观”。
中产阶级精明得很，吹捧他们对于民主进步的作用是无法忽悠他们的，他们始终跟随“紧握权力”的一方，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跳船的。好笑的是：当他们后知后觉 跳船（因为他们和体制关系紧密，不会相信平民有能力对抗他们眼中”强大的统治者“），却被所有公民鄙视。
按中产阶级“适者生存”的逻辑，那些良心犯都“活该被淘汰”，这样的群体靠得住吗？
对曼德拉的全面认识不是黑他，而是要明白无论斗争是为了什么，最终要用执政的成绩给所有公民和居民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作为“革命者”，曼德拉或许是成功的，作为执政者，他显然是失败的。
什么叫个人命运：简单的例子，高考各地区录取分数不同，同样的分数，有些地区可以上大学，有些只能去当民工，那些上了大学的有什么资格嘲笑当民工的”懒惰而穷呢？”
谁会真正支持民主呢？除去少数来自各个群体的理想主义者，大部分还是从自身利益来考虑的。他们的利益来自何处，民主后对他们的利益是否有利就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只要简单分析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我不是否定所有的中产阶级，如同不能否定贵族中的“另类”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各国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但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上，贵族/特权阶级是反民主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中产阶级歧视底层人民，因为他们自认为在“天朝”成功是因为“自己努力”，而那些穷人都是懒惰的，他们不知道人生有命运不同，社会有不公正。他们认为民主 后惩处就是”杀全家“，尼玛的，什么逻辑，民主后只会适时废除死刑，还”杀全家“？可见这种中国式中产阶级既自私又恐惧的心态。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畸形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这个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客户，合同等都来自政府或政府相关），民主化意味着他们的政府关系和他们的发财手段完 全颠覆，所以他们本质上不会支持民主，除了以下几个群体是民主的直接受益者：律师，学者，记者等。
为什么自干五比中产阶级更可靠呢？因为是本质的问题：自干五的大部被催眠，而中产阶级的大部是装睡。前者会觉醒：比如任何一次人祸，而且觉醒后更有战斗 力，因为被骗惨了。但是装睡的人是可耻的，叫不醒的。所以民主的进步在于放弃中产阶级，不用浪费时间。
民主后依法惩处和国际社会追捕纳粹余孽几十年是一样的道理。那些以“宽容”为号召的公知出卖“司法正义”换取个人名誉，是没有把人民利益和民主进步放在优先位置。
南非的现实再次说明一个问题：革命不是目的。革命是捍卫自由，所有人的自由，所有人的精神和物质自由，以及社会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的手段。没有后者的成绩，革命都是暴乱，都是以夺权为目的叛乱。
象司马南之类，如果自由派没有达成民主后对他们进行依法惩处的共识，中国民主是绝无可能在20年内成功的。
研究西方问题，包括民主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宗教来看。西方长期处于一神教的统治和异教之战争的状态下，如果不能进入他们的这种历史痕迹，而用中国的人文文明思维，有时很难理解他们的困惑，即使显得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西方的民主陷入僵局，但不是民主的“当代错”，而是西方深厚的宗教传统下，人民依然无法适应没有传统基督教的民主社会。作为永久世俗文明的中华 应当从西方现代民主中吸取灵感和经验，让民主充满新的活力，或许也可以解决心灵的问题。
“民主不能解决人民心灵的需求，所以给了极端宗教滋生的空间”——貌似上帝死了以后，西方人找不到北了。
基督教的神启是人类按照上帝的旨意以人类的方式来传达，所以圣经有”与时具进“的本能，而伊斯兰教的神启是直接来自神喻，穆罕默德只是转述，他的文盲身份 被认为是有更纯洁的心灵而完全尊重神的原意，所以古兰经是不能改变和”随新时代变迁而解释的“。伊斯兰改良运动正是要否定后者而承认其改良可能。
今天上的伊斯兰课是关于伊斯兰改良主义的。挺好的，能够看到10多亿人的庞大社群还是有进步的精神。无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强权势力被哪个流派掌控，还是要 对”人“本身有信心，其实看看30年前的世界，红色共产世界的人口和实力可要比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强悍多了。
Hassan Hanafi：“《古兰经》是一个超市，人们拿走自己想要的，留下不想要的。"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良派都这么做。但如果追本溯源，应从政治学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宗教学上去分析伊斯兰的变迁历史，尤其是伊斯兰现代化的困境。因为伊斯兰是 唯一一种以获得世俗权力为动机而创的知名宗教。
“欧洲各国政府只是还有太多的恐惧。有关欧洲未来的问题，必须要让欧洲人自己来投票决定。”——哈贝马斯——政治精英总是担心人民的成熟度，这完全没有必 要，人民也应当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政治精英一要相信人民，二要有足够坚忍和人民一起错过一个时代。想开点就好。
民主制度也会有朝代更替，西方国家目前的公共财政问题在现有体制内无法解决，最终会有“清零”的一天，之后重新建设。如同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
出身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但依然非常重要，例外实在不多，比如满清皇族的狭隘和他们对自身文明的自卑密切相关，哪怕后来者俨然贵族出身，也改不了这种本性。这个和二，三代等虽然受教育，但依然改不脱其父辈的流氓本性。
神通常不会掷骰子，但会打盹，这就是人间有乱世却无英雄的悲剧时期。
历史没有如果，生死有如天命。而有些人注定是主角，无可替代。
如果说基督教的政教合一是被人当作用于牟取权力的工具，那么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则是把人当作牟取权力的工具。
统一的伊斯兰国是穆斯林的“圣战”目的，而终极目的是全球伊斯兰化。所有人类都信奉同一个真主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是伊斯兰教首先跨越了易卜拉欣（亚伯拉罕） 宗教世界和印度宗教世界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严肃地视宗教本身为宗教，而不将其贬低到哲学、历史和人类学的地位。”——这句话实际上说的是：真主不能作为研 究对象，只能服从和膜拜。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先期的皇族有没有文化修养，即使是在蒙占满占时期，执政集团都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唯有一朝例外，执政集团初期69%的成员是文盲，随 后历次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整治对象。王朝末期虽然文盲少了，但整体品行更加恶劣。从而导致国人道德素质为有史以来最差。
中产阶级中的自干五基本上都有可能转变成中国社会进步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们有一颗朴素追求社会公正的心，而中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到最后大多成为民主的反对者，因为他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社会公正带来的房价下跌，教育公平和应有的社会福利。
自由派中产阶级要的只是他们期望自由，而非社会公正，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将极大削弱他们对现有社会的基础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权。
自干五心地淳朴，只是没有觉悟，而自由派有觉悟而无“仁心”。
90年以前是革命党的定位，用＂革命＂非常态时期拒绝民主，90以后定位执政党，常态时期的措施就变成了＂维稳＂。
所谓“告别革命”的支持者不是奴才就是蠢才。“告别革命”的本质是：当“革命”为手段的统治方式将面临自己“被革命”的风险时，“革命党”不得不向“执政 党”进行转变以继续维持其“革你们命”的统治。革命是人类因追求自由的天性而激发的本能反抗，一天不自由，革命不会停止。
目前，90代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垮掉了。唯一的出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彻底欺骗之时，那种因愤怒而觉醒的力量将比60，70和80后的总和还要强大。而洗脑者终将用连续的事实来刺激他们分批次地觉醒。——相比“装睡”的中产精英，我更相信“觉醒”的前自干五。
西方不过领先世界200年，还不足一个中国王朝的寿命，就积极地研究东西方差距的根源；二战终结还未满70年，还不足辽宋百年的和平共处，就积极赞美西式民主而否定东方文明；这很奇怪也很有趣。
这么多为李家的城洗地，足以证明大陆的自由派是堕落派。
追求理想的大陆知识分子不能仅仅醉心于自由，人权，宪政等基本价值观，而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政策，具体到变局之后马上可以实施的政策。我不 同意儒家的传统是要做”帝师“，按古典政治结构而言，诸侯或君王都是名义元首，儒家是要具体执政的，光谈理念有何用处？
看秦的历史贡献不能仅仅盯在统一以后短短数年，重点要看秦之崛起的根源。秦从西北小邦奋起而一统天下，知耻知危而后勇，广纳人才（强秦重臣自百里奚起，” 外国人“无数，这是何等胸襟），200年不动摇坚持商鞅之法，志大且坚忍，这样的品质，空前绝后。
现在还没有到中国向西方输出学问的时候，至少是事百功一。民主以后中国无须输出也会成为全球学习热点。人之贱，是以短期成败论文明的优劣。东方西方无一例外。
西方民主今天的困境是因为他们的人文文明不够发达之故。
低调是一种个人姿态，而高调是社会责任。
走的时候要低调，如果抑制不住高调的冲动，最好选择在回来的时候。
不要以为最近几篇官文很“高级黑”，用了什么“才”，“照样”，“也” 很自己掌嘴。他们太洞悉人心，水平比很多自由派高多了。人民不是不觉醒，人民就是害怕变动，更害怕变动以后一切照旧。既然一切照旧，为什么要付出代价来进 步呢？他们的用语非常精确，因为他们了解：中国人民胆小如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产精英成为可以随时跑路的群体，因此他们在传统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不是中国的特例。印度也是如此，即使在中产阶级集聚的社区，民主和行政机构的腐败程度都和其他地区是一样的。
崔致远，字孤云，新罗末期人，他在中国一共呆了16年时间，前面的七、八年是在长安、洛阳求学，后半期则先后在溧水、淮南为官，约8年多时间。崔致远28 岁回新罗，在新罗王朝继续担任要职。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做官，说明唐代中国公民权利已经是普世性了，比今天的法国还开放。
洪武三年(1371),高丽人金涛等四人到南京参加进士考试。金涛一举中的,明太祖亲自授予他安丘(今山东)县县丞。后来又先后有交趾人黎庸、阮勤、阮文 英、何文、王京、陈儒等六人在明朝的科考中中了进士。其中的阮勤,当过工部左侍郎。陈儒则官至右都御史。今天法国公务员考试，非欧盟国籍者不得参加。
研究中国古代公民权利，科举（公民的政治权利），有教无类（教育权），国家敬老和宗族乡里互助（社会保障权）等，都可以说是古典公民权利，而且都向外国人开放，这充分说明中华文明是有公民权传统的，而且是普世化无国籍歧视。
中国科举制是按地域来分配录取名额的，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录取比例高比如西北，而发达地区录取率低比如江南，这一方面保证执政集团的地域平衡，也给落后地区 更多机会。实质上就是现代西方的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1961年3月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10925。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西方的失败就在于忽视了价值观的共建，而片面强调乌托邦的多元文化共存。
复国以后要大规模建设公共图书馆，不仅启发民智民识，同时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公立图书馆系统就足以支撑各种优秀作品的出版发行，让高质量的学术和专业作品也可以走向大众，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追回失去的百年光阴。
南开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柯平曾表示，我国平均44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0.52册。法国2008年数据是：4398个公立图书馆 （还不算大学的），1，5万人/个，藏书1亿6百万册，人均2本。每7个法国人有一个在图书馆注册，年借书25本。
政府不折腾人民，人民就要折腾政府；人民不折腾政府，政府就要折腾人民。
如果制度上是光明正大的集权体制，这些人并不真敢伸手，偷皇上的东西，多少眼睛等着举报你立功呢，如果制度上是实质性的民主体制，这些人无法伸手，要不要 建px这些事情，完全可以投票定下来的。这种体制的本质是500家庭在玩10年一次的刁羊比赛、拿到了羊就玩命拔毛，只要别从马上掉下来就好。摘自知乎
现代印度是一个人工拼盘，但自尼赫鲁起就没有足够力量的厨师。即使是甘地，也只是在他死后才拥有这样的力量。
当人类历史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感觉到大地的心跳。如果你感觉到了大地的心跳，那么历史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将由你来书写。
以色列人真心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就他们一直站在捍卫人类文明的最前线。
世俗化需要时间，每个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可以有快有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拒绝世俗化的国家最终都会是邪恶国家。
殖民者深知自己不可能永远是主人，所以他们行使的政策都是短期性的，以延长其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因此印巴问题等等都是他们“分而治之”的短期策略。英国人 在其殖民地马来西亚，中东，非洲的类似措施是今天无数问题的重要根源。因此作为殖民帝国政治传统，英国血统是诞生不了领袖级政治家的。
“若是哪个国度里有一个占优势的阶级，那么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Mill ——这点可以用来解释古代中国，民国和台湾，以及大陆之间道德观差异的根源。
不能说那些黑孙文的人缺乏学术能力或道德修养，但肯定毫无政治能力，他们建议的路径99%的概率是失败的。
中国古代经典里貌似没有人权两个字，就意味着没有人权吗？我觉得不是，正如我们的祖先从来不提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因为这是天然的法则，不需要强调。人权也是天赋，无须刻意强调？
西方的人权是用于对抗神权的产物，中国从来没有神权，自然也不需要用人权做武器。
在维多利亚时代，无神论者是没有资格出庭作证的。因为不信神的人没有信誉。Mill说：也就意味着一个宣誓信神的撒谎的无神论者是有信誉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司马辽太郎认为日本所失去的朴质民心，终于在台湾找到了。我想司马先生想说的是，他最后的心灵故乡是在台湾。” ——“亚洲的智略”李登辉。关键词“朴质的民心”和“心灵故乡”。这样的真情流露究竟表达出了一种怎样的感情呢？
面对现状，台湾香港能做什么？他们没有决定性的力量推动大陆的民主，何况大陆自己有那么多沉睡的人和总体上装睡的“精英阶级“，台港人民的未来不能建立在 一个他们自己无法掌控和把握的大陆民主化上，所以独立而与大陆彻底切割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自由的人是没有权利要求自由的人失去自由的。
”21世纪台湾往何处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另一问：”谁是台湾人？“这不是”台湾人是谁？“的游戏，因为后者的回答往往会令除了日本人外的所有人失 望，包括台湾人自己，而现在台湾人正在走向这个令人失望的答案“台湾人是比日本人还‘小’的日本人‘”。所以台湾人应当这样问“谁是台湾人？”
法语中文著作基本上经典都有，而现代除了文学外为零。英语也差不多吧。而国内翻译作品，可说包罗万象，这不是中国人好学，西方人自负，而是中国在最近几百 年内确实没有为世界贡献任何精神食粮，这是我们的失职。所以，中华文明复兴的目标应当是要满足全球需要的，虽然要从基础做起，但须有这样的立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的意义还在于文明的传承：悠远的基因遗传和天然的思维方式。当台湾人脱离了中华这个格局之后，即使有民主，即使大陆现在已经没有了 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但有些区别是天然的，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用基因科学来解释，但一个大陆人的思考和本土化后的台湾人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
有一点我必须要说的，当世界用”共产“，”红色“等字眼定义中国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个体制的拥护者，伊斯兰也是，伊斯兰也有修正主义， 也有自由伊斯兰运动要对伊斯兰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民主化改造，如同我们那些伟大的自由战士。事实上，现有伊斯兰体系最大的受害者还是穆斯林自己。
如果说理解什么是伊斯兰，只能通过对古兰经的解读来定义，那么对共产党的定义也可以简单地通过党章来定义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西方标准来定义自己职能（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大体上是角色分离的），就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因为他们不会以政治家的能力要求自 己，也不会用务实的政治操作来推进中国民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真心要发挥作用的，应当首先反思自己离“中国标准的知识分子之要求”还有多远。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两个角色合一的，因为从中国传统文明（各流派）的成型期（春秋战国）起，知识分子都是以亲自执政为首 要目标的。现代民主下执政要说服人民，古代则是说服诸侯，孔子就是典型，更不用说科举制以后了，读书就是为了执政。
俄国革命用激发人性的恶来夺取政权，这和法国大革命，英国，美国的革命都是本质不同的，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词汇，代表了人类对社会进步的诉求和对自由的热爱，俄国人玷污了这个神圣的理想。
共产革命用激发人性的恶来夺取政权，这和法国大革命，英国，美国的革命都是本质不同的，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词汇，代表了人类对社会进步的诉求和对自由的热爱，共产主义者玷污了这个神圣的理想。
毛自认（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有超人的政治天赋，但自比孙文还差了一大截，只要孙活着，毛有自知之明，决不会举共产大旗谋反。但孙走得太早，环顾当时中国政 坛，毛无一人可以服气了，因为孙的同志和孙实在差距太大，所以毛才有胆量出来一博。既然要一博，毛当然不会选三民主主义做他人的小跟班了。
从列宁到毛等，他们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共产主义是他们获得权力的工具，因此共产主义的核心不是社会进步，而是获取权力并维系权力及权力背后的利益。 权力和共产主义是两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因此民主制度绝无可能与共产主义相容。
”伊斯兰教认为律法并非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方便行事而轻易产生的人为体系。教法具有神圣的来源，必须根据教法的观念来建立社会，而不能根据希望人类保持被 动的这类社会的变化来改变教法。...人类必须致力于依真主意志来过活..而不是根据立足于非永恒人类本质之上的社会变动模式来改变真主的律法。”
”我相信一個上帝，沒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猶太教會、羅馬教會、希臘教會、土耳其教會、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會所宣佈的信條。我自己的頭腦就是我自己的教會。“—— 托马斯·潘恩
中国未来最严峻问题在今天就可以引起重视得感谢可怜的欧洲人的牺牲。
法国大革命不可避免，所谓渐进改革只有两个目的：一”击鼓传花“不做最后一代：二争取更多时间牟取尽可能多的国民财富并转移，还包括用更长的时间”洗白 “罪孽。所以虽然人民的担心（不稳定）也很正确，但寄希望于渐进是找错了出路，是幻想。出路只有一条：如何在剧烈政治变动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
民族多元化大体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于一个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而且才过去百年，是需要仔细学习研究的。民主化后往往伴随民族主义的崛起，借民族复 兴之名打破既有平衡而荼毒社会之流的野心是需要警惕的，包括警惕那些大汉族主义者。
清廷剃发的核心不是要汉人满化，而是要借机杀尽”不愿做奴才的汉人“，确保其异族统治。这个和伪朝以来历次运动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几乎都 是”奴才“的后代，可惜文化和生物学上的基因不是简单屠杀殆尽的，远古的血脉和文明总会被继承。
我刚才反对为满清招魂的思考，和”满族“本质上是无关的，和”清朝“有关。但是，作为异族或异教统治，天然性地会选择高度专制作为最可靠的统治手段，不然 一个极少数群体或者一种外来邪教又如何让主体民族臣服呢？借文字狱，借剃发，借”土改“，借三反五反杀人都是其手段，清朝和伪朝都是一路货。
本来谈历史事实，毫无民族观念，所谓满清也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和今天的满人同胞毫不相干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善心可以解决的问题。满人中对汉人的敌 视，对他们失败的惋惜，对他们丧失的帝国的怀念是存在的，今天如此众多的清宫戏不是没有来由的。
看来非常有必要反对为满清统治招魂，种族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异族统治者及其后裔毫无忏悔之心，他们认为汉人是活该被屠戮的。
不能因为现体制连满清都不如，就为满清异族统治招魂，也不能说满清宪政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满占华夏300年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素质的祸 害，共产主义绝无可能在中国肆虐。任它有万条毛毛虫也不可能忽悠文明的中国人，当然也不会诞生毛毛虫。所以满清是祸首。
我觉得秦亡的核心原因不是“暴政”，而是没有一种让800年（周朝）封建下的各国人民臣服的执政理念，而法家是竞争性的军国主义，并不适合治理已经大一统 的天下，因为其缺乏伦理元素。所以至汉初要尊儒，因为当时只有儒家执政理念可以解决各国归心的问题，因为儒家本质上是天下说。
这应该是一个比民国更好的时代：民国虽然大师辈出，但由于国力衰弱，即使是大师也缺乏王道的气质，先天不足。但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依然要接棒民国，立足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去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