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2F1527871%2F20240307%2Fob_1a0071_.jpg)
微言集第四十六期
儒家伦理强化了君臣不可逾越的秩序，即使是在抵抗外来入侵中拯救全民族的大英雄，也不能成为君王，反而要冒不得善终的风险。所以在危机时刻，作为臣子的英 雄既缺乏足够的动力反抗侵略，反而有安全性的顾虑而归顺。所以儒家社会非有一场彻底的失败，不足以催生大英雄。
90年代以后，美国统治阶级对专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支持是实质性的，而且极其巨大，而对自由运动的支持都是在演戏。既欺骗全世界，也欺骗美国公民。美国公民 如果不能自我进步惩治这样的统治阶级，那就只能和他们一起背背“美国黑锅”了。
研究伊斯兰教对失业的解释，发现一句：穆斯林的时间是很精确的，时间要么花在工作上，要么照顾家人和自己的需要，要么祈祷赞美安拉。同时要求失业者：要求 国家解决失业问题，而没有对个人的要求。而法国式的职业劝告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保持状态，积极找工作和培训。
"史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柯林武德。——基本上政治家在史学方面都是他的同路人。
学习的目的之一是掌握更多的工具用来解决现实问题。老年人学习的结果有大半是终于知道这些工具或者是工具零件的名称。
“苏联有全面的批评自由”——萨特访苏后说。被饿死斗死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立场到方法都是乌托邦的。今天，当然不再有立场的问题了，但方法依然是乌托邦的。
甘地骨子里充满着优越感：正统英国教育只能算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印度血统。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的“西方精英”，又有着几千年古典文明背景‘古代圣贤“的混合体，他自认在他的时代他是唯一的。
应该给毛粉言论自由，在严禁50年以后。
甘地的成功在于他依然尊重西方在世界的领导权，至少表面上如此。而中国民主化无法走这样的道路，中国和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法理上平等的，而政治是实践 的。中国民主化和西方民主的进步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西方贤哲需要中国来拯救他们的人民和民主。不认识和理解这点，就找不到中国民主真正的方向。
人民不相信伟人，所以自食其果；人民相信伟人，也会自食其果。人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贬义词。
人民的幼稚在于他们天然地以为本民族的独裁至少会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殖民者更好。但事实往往相反。人民被解放而蒙骗，死在解放者的监狱里。
政治学说（主义）有很多种，不能说所有某个学说的领导者都是忠实地相信该学说的，但显然只有共产主义学说的领导者无一相信共产主义。
理解民进党的个性和格局，须理解钱穆搬离”素书楼“的故事。
伊斯兰并不否认宗教的合法性，但他们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才配得上叫宗教。
崖山之后的中国史是一个突变，所以关于黄俄/极权主义产生原因的历史研究不应该从中华传统文明中去探索，时间的起点应该是蒙元，这之后700年的历史是连 续的，也可以说是异族专制用了700年时间来改变了中华传统文明的走向，为现代专制奠定了基础。
蒙元的等级制度，朱明的特务统治，满清的文字狱，从未在中华文明史上制度化存在过，而这三者在现代专制体制中得到了“完美的集合”。
强大的，拥有血液和灵魂的心脏，即使是人类的，也可以让魔鬼崩溃。如果魔鬼依然气数未尽，那说明这颗心脏还没有成长到足够强大。
潘恩太具有战斗性了，坎坷一生，但足够伟大。
“一个关心他人，关心他的国家，或者关心人类的人是比不这样的人更为幸福的人；但是对一个只关心他自己的快乐，或他自己的钱袋的人，进行这种说教又有什么 用处呢？…这如同对在地上爬行的蛆说假使他是个鹰对他要好得多一样。 ” ——Mill
我对未来中国民主模式的先进性信心十足，因为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模式创新，大家都是新手。
不考虑暴力的前提下，说服人民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欺骗，这是最有效的；二是人民可以理解的在现实中得到公认的成功的例子。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导致的是专制，而贵族或资产阶级革命就带来自由，至少是法律意义上的？因为无产阶级夺权是政治流氓逆袭，他们没有足够自信向全民开放政 权，他们始终害怕失去“抢来的政权”，而贵族和资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是旧专制合法的继承人。
1953年斯大林死了以后，一群欧洲装逼左派集体为他默哀，3年之后“伟大的苏联”用“布达佩斯”狠很地抽他们的脸。
贵族不是站在台上的，而资产阶级也不是指那些有钱的，大陆今天的所谓“贵族”和“资产阶级”不是流氓的后代就是流氓。
中国还没有民主是因为中国将承担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中国将是唯一的有实力的自由的捍卫者。
拿美国宪法的长期稳定性和法国宪法变动频繁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是没有历史沉淀的新国家，可以轻松上阵，而法国长期中央集权帝制，历史负担很重，即使如 此，分别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起点，以普选为终点计算时间，法国都比美国短得多。而法国民主化比英国民主化更要短得多。
总得来看：古罗马古希腊的民主都是被一神教毁掉的。启蒙时代伟大先贤对基督教的攻击绝对超过现代人对共产极权的抨击。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的民主都来源 于多神教时期的罗马希腊。基督教花几百年的努力才羞羞答答地融入民主自由制度而幸存，居然现代人妄称基督教产生民主，实在很不配做基督徒。
拿破仑的崛起和他在两方面的专长密不可分：一是炮兵的运用能力，那个时代可以说炮兵是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恰巧他出身炮兵专业；二是舆论的运作能力，那个 时代正是传媒刚开始真正影响公众和政治的时期，而恰巧他有这个天赋。可以说在雄心，动力和个性之外，他的成功在于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技术。
甲午战争满清败于日本的事实，对于普通平民来说可能只是一次军事失败一次国耻，而对专业人员而言则暴露了清廷统治力和决断力的溃败，不堪一击的”庞大帝国“刺激了革命党人成功的信心。
大陆民主后，第一批登陆大陆的台湾人将是那些具有“台湾总统”资质且没有机会当选的政治精英。也就说台湾最顶级的政治精英集体。因为他们在“独立运动”后的台湾政坛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只能抛弃对最高荣誉职位的渴望，转为追求在更大规模实体中的高级地位。
从理论而言，同一民族的n个政治单位一般都不倾向于统一，因为精英阶级对足够多的职位的渴望而抵制统一后的职位减少。但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实力对等的政治 单位之间。民主大陆和台湾的实力和发展空间完全不对等，“独立运动”将迫使台湾本土精英做出选择，人为地制造另一条“台湾海峡”。
中华文化在台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台湾依然是中华的一部分，即使民国的行政区域并不包括大陆。如果台湾要彻底本地化，那么必须放弃中华文化基础上的国民教育 体系，因为中华文化匹配于一个庞大的有强烈理想的政治单位，而这种理想既不适用也不有利于台湾单个岛屿。而放弃现有教育体系，台湾是做不到的。
多元文明的美丽在于此起彼伏的人类社会的进步。
或许台湾蓝绿的分野在于：蓝色有颗大中华的心，而绿色认为“台湾足够大了”。
1813年以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170个总督中只有4个是欧裔移民，而后者在美洲有320万，其中只有5%不到出生在西班牙。即使是移民后裔的政治精英 也无法进入母国更高的行政序列。—— 美洲独立是欧裔移民精英群体对庞大舞台和个人野心的渴望，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不平等的反抗。
似乎可以说，如果没有印度，这个文明世界脆弱得不堪一击。
相对悠长的历史，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每个智者都只能完成一个极其有限的使命，有些工作甚至在中断几百年后才能重新找到接替者。
西方对于世界变化的恐惧和引起的强烈的反思源自他们”短小“的历史。一有风吹草动就迫不及待地推出一种所谓的新理论来解释一些正常的社会变迁现象。尤其是进入美国统治世界以后。
一个穆斯林妇女支持废除头巾的理由是：”2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被允许享受风吹拂秀发的感觉。”
在正常社会里，那些出身于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继续保持这种优势，在其个人能力和家庭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个人期望值高，或者说自我 要求高，这样就很少出现对才能的自我埋没。而相对平民家庭的孩子往往容易满足或不够自信，导致“大才而小用”。
他们怕普选，普选后平民崛起会抄了他们的家。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不普选的话，平民崛起就不只抄家那么简单了。
很多无知的人为体制辩护，为革命而担心，如果他们养个狗啊猫啊的，一旦有天打狗打猫队把他们的宝贝废了，他们会马上觉悟，比原来的革命派更革命。而现在，这个体制就正在全方位地干这种打狗打猫的事情。
"有谁愿意为欧洲而死？“——所有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症结。
几大古代文明经过数千年血雨腥风而幸存下来的只有两个：中国和印度。对比古埃及那么辉煌且悠久的过去，中国和印度只能算是后起之秀。幸存的原因很多，最最 关键的原因却是非常的粗鄙而简单：人多，足够多，多到异族侵略者屠杀不完。
“西域高昌王派人入贡隋朝，见当时物阜民丰，奉事甚恭。隋亡唐兴，高昌王又派人来朝，大破坏后，自然不能和隋相比，高昌从此不来中国。没几年，唐朝派兵把高昌国王捉了，高昌国亡。”——钱穆
希腊之后无希腊，罗马之后无罗马，西方的历史变迁引诱着西方人无法从兴衰更替来看待中国的复兴。
研究法国的融入政策，为何我要重读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 因为社会的变迁演化需要有”长者“的宽容和淡然来看待。
左派是为了斗争而诞生的，斗争就是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无法忍受社会平稳的自我进步，他们认为太慢了，所以要用制造斗争加快社会进步，没有足够激烈的斗争，左派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为何法国认为齐丹等足球明星赚很多钱是公正的？而认为赚同样多钱的总裁就不公平呢？因为人民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足球明星，而不觉得自己能成为总裁。其实是 人民的智慧有限，他们看得懂球星的价值，而完全没有能力去评估职业经理人的价值。
美国将失去世界领袖的地位，并不因为其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是其价值观的整体崩溃，一旦人类社会知道真相，美国在自由世界的“梦幻形象”将被迅速摧毁。
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不可能赶上中国，但我依然看好印度。民主中国将把世界远远地甩在身后，而印度会把世界较远地甩在身后。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特殊：他们有悠久而智慧的文明，且有勇气和觉悟面对现实。
在法国，所谓的融入问题，移民问题统统都是伪问题，真问题只有一个：伊斯兰教的世俗化问题。任何研究报告和决策，如果依然不能直言islam，就决无可能 找到解决办法。而在政治正确的审查下，没有人被允许公开直言islam，所以法国的问题只能先死而后生。
从表面上看，印度的宗教冲突比法国更暴力更严重，但本质上不会影响整个印度社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的矛盾既是历史的，也会慢慢在历史中 消失，因为矛盾的高峰期已过，是摩擦性冲突。而法国不同，高峰期正在到来，目前没有解决办法，而且是类似“敌我”的冲突。
Le débat 里说2012年奥朗德的竞选战略是很糟糕的，因为每个星期都丢1%的民调。我倒觉得正说明了策略的成功：62%的高起点民调是不可持续的，作为现总统的挑 战者，最保险的策略就是稳健防守和突击式反击。尽可能的减低民调下滑的速率。
当普通话被认为代表了极权压迫，方言复兴就是一种反抗，背后是规避风险的自由诉求。
在其位谋好其政是做人的基本使命，政治家更加不应该例外。推进种族平等时是革命者，而当总统时则是执政者，用革命的手段来执政，这样的危害所有红色帝国的 奴隶都应该是知道的。同一个人，岗位不同，评估标准也不同，对曼德拉也应如此。
即使普选让拿破仑三世上台复辟而颠覆了共和国，普选依然是法国共和主义者神圣的信条，因此为了避免民众素质导致的负面后果，他们没有收回普选权，而是用加 强国民教育的方式来普遍提高国民的公民素质，国民教育甚至被称作“普选教育” （gambetta）。
国家治理需要耐心，而现行民主制度不允许有耐心，因为国民教育体系出现了问题。
论语等著作，就是按白话文的翻译字数算也不够一篇硕士论文的字数要求，那么今天的学术标准究竟什么？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还是为了维护学术圈既封闭又独立的体系？还是按照自娱自乐的标准来选秀？
诸子百家时代或者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些大师们读的书应该比现代的本科生还少吧。如果把他们的著作当作论文，那么肯定不会有当代那么多的索引书目，那么按今 天的学术标准，他们应该连博士答辩都通不过。可为什么今天依然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呢？读书多了，今人变愚昧了，只能这样解释。
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点，不能把伊斯兰教世界视为一个完全的整体，也有少数改良派和自由派，如同天朝一样。埃及在阿拉伯革命前，有自由派穆斯林学者遭到宗教法庭迫害而流亡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