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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五十期
如果说自由可以促进德行，那么一个社会的德行高低就和自由度成正比。回顾几千年来的历史，就可以说明，中国古典宪政时期比现在更自由。
今天的人拥有更多的资讯和智慧，甚至是历史教训，是可以达到“古代主角”的水准的，即使只有少数史学家；同时因为我们自己也可以反思自己过去历史中的思想 形成和行为依据，所以自然也可以想像他人的，在一个历史断面上，“过去的我”和“过去的他”有区别吗？ 如果视人类为一个整体的“我”？
对collingwood史学观的批判其实很容易理解：历史学家远远多过恺撒，而没有接近恺撒智慧的历史学家很难去理解他的思想。退一步说，可以这样比喻那些批判：他们不了解人心，却批判洞悉人心不“科学”。
政治运动也要考虑法学上的”比例原则“的适用性：即面对不同程度的镇压，采用成比例的反抗措施。如果面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就应和平有序诉求；如果面对催泪 弹和器械打击，可以用燃烧瓶和石块，而如果面对现役军队的自动武器，那么任何形式的武装起义都是合法的。
向俄国人屈服的代价就是数千万死于共产主义的同胞和70年的全民族奴役，还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丢失的国土，这个代价远远比早早打一场反侵略战争巨大得多。
在未来某时刻，当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时，要警惕俄罗斯雇佣军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除非没有力量反抗，否则任何向恶势力屈服或妥协的方案总是代价最大的选择。
政治上反俄已经不是国族主义了，而是作为人类的义务。终日姑息养奸，最终被灭族灭国，中俄关系就是教训，越胆小越被屠戮。
人在魂在，不是为故国招魂，而是为灵魂要回一个新的故国。
强人政治对民主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强人是推行民主化的，那么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会小很多，社会在变革中也会稳定得多；而如果强人是反对民主化的， 那么他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象征，换句话说，人民有了明确的要打倒的对象了，人民因为有了公敌而变得更团结。
民族融合不会是免费的，只能做到代价尽可能小，任何奢望免费的幼稚或狂妄的想法只能导致代价最大的结局。
罗伯斯庇尔的问题不是独裁，而是没有能力好好独裁，大革命时期是需要特殊权威的；拿破仑后来填补了这个空缺，但拿破仑是灵魂的落伍者，因为他心中的伟人是 查理曼；只有戴高乐才是民主制度需要的真正权威，只是任期未结束就再次被人民放弃了。人民在困难时期想到家长，用完了就扔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在研究代议制民主时突然想到了这句，觉得非常精妙。可以解决迄今依然无定论的关于代议 制矛盾之争论。东方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和西方是一样的，但方向却截然相反，和大家共赏。
不是所有的公投都合宪的。国家领土完整受宪法保护，而宪法是全民契约，因此改变国家领土的公投需要全民认同（未必要全民投票），比如苏格兰独立公投是英国 政府代表全民授权苏格兰地区进行的，而不是苏格兰单方面举行的。克里米亚作为公认的乌克兰领土，无中央政府或国会授权是无权进行公投独立。
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和邻国友好相处，那就是俄罗斯。文明社会是有责任帮助这个野蛮国家提高基本素质的。俄罗斯的罪恶是人类社会不负责任的后果，尤其是它的所有邻国都需要反思和行动。
即使是对于民主国家的普通公民，领土也是有关键意义的：领土意味着国家实力，意味着捍卫自由抵抗邪恶国家的能力。古代没有大中华，现代没有大美国，人类的命运会多么悲惨。
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如果积极做备战纳粹德国之准备，并号称文明世界与纳粹一战不可避免，英国选民们是否会把他赶下台呢？如果美军在日军占领东北之后 即与中华民国组成军事联盟，并协助国军收复东北（出兵或军援），美国公民会支持这种正义行为吗？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未必比专制下的人民更有勇气。
中国民主是一张白纸，可以全新设计，因为老利益集团都倒掉了，而新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
西方百年民主早就积累了足够坚固的利益集团，任何主流政党都不会主动更新民主制度，因为在新游戏规则下他们将会失去政坛的垄断地位。所以西方对于民主的理 论和实验性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实际应用。而这些研究只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并通过中国新民主强大的号召力反过来推动西方民主进步。
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性来源于革命的不可预见性，本质上是因为大革命并不是人为的有计划策动的，而是突然间爆发的。旧体制，新执政，包括人民自己都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如果大革命是有预谋且精心准备的，应该既不会有革命恐怖政策，更不会有血腥的社会动荡。
老司机经验丰富，遇到突发事件会坦然处理，而新手有时会错把油门当刹车，同样的外部情况，同样的车子，但结果不同只是因为司机不同。法国大革命的新执政集团整体上过于年轻而缺乏经验，是导致“革命恐怖”的关键原因。所以，革命并不必然伴随着“革命恐怖”。
寄希望于学术界或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研究来探索中国民主化的问题是没有希望的，政治和社会研究一旦进入“科学”标准，就无法感知历史的大转折，更谈不上以 伟大设想为依据的蓝图设计，因为这完全不符合”科学“的标准。”科学“视个体的人为”不科学“，但历史只有个体的人来推动。
东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普世利益”即“治天下”和“天下兴亡”，因此无论何种方法都是“治天下”方法的不同，而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西方民主是“利益主义”，而中华民主是“责任主义”。相对西方有限定群体的”公共利益“，东方的政治伦理更有普世价值。
研究民主制度的更新首先要了解不同群体公民的想法和他们对同一物理世界的不同看法。比如古代雅典的抽签民主看似非常平民，但从总人口来算，只有10%的居 民有公民权。在一个有90%无公民权的奴隶和外国人的社会里，一个最贫穷最无能的雅典公民看待世界的方法或许比现代精英中产更”高尚“。
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反复还来自于温和派没有洞悉人民内心的诉求：他们以为妥协（君主立宪）可以取得平衡，但他们不知道人民一旦有了勇气进行革命，就一定会 把革命进行到底（共和国），阶段性的妥协不仅不能避免暴力，反而导致更血腥的暴力。革命就应当有勇气顺民意一步到位。
比方说民主后，固然不能全部”清算“，也不能为”宽容“而”宽容“，旧体制形成的社会不公如果在民主后依然如故，原有既得利益集团华丽转身成“民代”，或 许短期内看似社会稳定，但人民能接受吗？能接受多久？与其让人民通过继续革命来完成革命的目的，不如一开始就安排更妥善的解决办法。
看法国大革命史，可以深深感觉到革命党人的激进演说背后不知所措的虚弱内心，革命群众血腥暴力背后的恐惧。- 革命党人和群众一样对共和力量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用歇斯底里的恐怖手段对付“想像中强大的敌人”。所以，在民主革命之前就建立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是避免极 端暴力的根本。
英国和北美模式已经失去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实施可能性。两个主要原因：一对比社会阶层冲突；二对比英国政府和大陆政府。缘木求鱼是不必要的，但不可放弃研究，整体模式不可行不代表部分经验没有实用价值。
告诉一只爬虫在天空象鹰一样飞多么高尚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在变局中站在人民一边的旧体制”良心“本身就是一只鹰，而不是爬虫。爬虫唯一恐惧的是被踩死，而不是奢望飞翔的自由。
关键时刻需要更专业的新闻素质，但素质的形成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受众市场认可。大陆或华语媒体市场，有多大比例受众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就有多专业。在一个无数烂片（文）流行的市场，不可能突然出现高水平作品。
高质量的新闻需要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国家级媒体会花3天只认真做3分钟的成片，同样内容地方台可能只工作半天，不是谁更敬业，而是谁投资得起，是谁的受众 市场大到足够支持这样的投入。新华社的受众中关心马航事件的是否比美联社，CNN的更多呢？13亿人真有一半关心，别说马航了，新闻自由都有了。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1949年之后，中国 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
用坦克看来不是故意炫耀武力，而是真的准备面对城市游击战的，只是没想到对手那么天真也那么怂。
法国大革命前期的军事斗争博弈非常清楚：没有武装就是待宰的羔羊，而一旦有了武装，即使只有不成比例和效力的装备，就意味着人民的决心，这种决心使得旧王国的军队瞬间掉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
解决民族问题最和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婚。爱无敌。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限制各民族自由通婚的理论包括宗教教义都是反和平反人道的。
乌克兰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告诉我们：俄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公敌。中俄问题是首要问题。只要中俄问题解决了，中日，中印，中越，南海等所有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一旦俄国入侵，俄占北方四岛同样应在国军打击范围内。
中华联邦制在可以预见的几代人内都是人道主义灾难的温床。在包括国际宗教极端势力在内的国际反中华民主势力渗透下，联邦制将助长地区分离势力不切实际的独 立幻想，最终胁迫大多数爱好和平自由的本族人民发动“恐怖独立战争”来实现这种幻想。反对联邦制是对人类和平的理性而不“装逼”的守护。
单纯从权力运作出发，戴高乐要比普京更“独裁”，连宪法都是他度身定制的。即使是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也有搞了整整19个月的紧急状态。但前两者最终都捍卫了 各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因为前两者诞生和成长于民主制度，“独裁”是“权谋”而不是目的。作为克格勃头子的普京则完全不同。出身很重要。
中国民主化需要新一代身家清白的顶级金融人才，要有充分国际经验，可以接管危机时刻的全面金融管制。
西方民主制度正在进入更新时期，但其内部力量不足以推动民主进步，该情况类似于中国古代长期的王朝更替。所以现行西方民主只能产生“软蛋”政客，以小布 什，布莱尔为代表已经算西方最后一代政治家了。因此寄希望于西方的大陆自由派可以醒醒了，你们只是他们残留的“民主良知”，而不是“民主信仰”。
奇葩国崇拜奸佞小人，做英雄需要有被当作傻笔的勇气。
昨天一个帖子说得很好：维吾尔人独立只能做俄罗斯的奴才，而融入中华社会，不仅可以做自己的主人，还可以做中国的主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出发，大汉族主义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视少数民族为己出的同胞。看看今天“软蛋”的或“流氓”的各国，实在是缺乏一个“英武”的领袖国家，中华各族都有使命在肩。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善被恶镇压了数百年，所以作为长期邻邦，应当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驱除心中的恶魔，解放他们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心灵。
“汉族没有宗教传统怎么办？”——西洋人见识浅薄，不懂东方人文文明之伟大，尚可理解。居然有不少中国学者附议，实在非常荒谬。
社会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把权威扔掉，但要把权威的知识和思想留着。
很多留洋的学者一定要对传统文明唾几口唾沫来显示自己学到了正宗的西洋货。而西学的珍贵在于求真的精神，在于对“人文”的尊重，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算是白白在西方呆过了
当战胜其他民族的民族既在人数上最多而又最先进的时候，特别是如果被征服民族是个小民族，无希望恢复独立的话，那么，如果统治还比较公正，而强大民族的成 员未因被赋予独有的特权而变得可恨的话，较小的民族就会逐渐顺应它所处的地位，和较大的民族混合在一起。--- Mill
法国大革命初期缺乏“英雄式”的领袖而无法足够威慑保皇派和欧洲王室，而且1791年国会成员大多出身外省行政或司法系统，虽然熟悉地方事务，但缺乏足够 能力和经验领导整个法国。所以采用恐怖手段来“人为”地树立自己的权威，既是条件所迫，也是自我壮胆。悲剧。
俄国人入侵和恐怖分子作恶是中国民主化变局后要首要考虑的问题，所有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同仁都应当考虑这两个问题，并有充分预案。
宗教恐怖主义是继上世纪初俄国无政府主义，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60年代极左运动之后的第四波恐怖主义，缘起于1979伊朗革命，壮大于911，受中东财 阀鼎力支持，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国际化浪潮，和所在国政体关系并不密切。其宗旨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攻击，而在中国就纯粹为“暴力表现”，核心是教义。
在伊斯兰极端势力国际化浪潮的背景下，所谓的民族自治除了给各族人民带来不幸，别无他用。因为民族自治的后果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壮大并夺取民族政权，从而 得以用政权来发动更残酷的宗教战争，最终因实力不济而让本少数民族消亡。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了。
伊斯兰恐怖主义不是单纯的国内民族问题，所以要有国际视野历史地来看。单纯指责现有国内政体不是思考反恐的根本出发点。国内政体的思考只是基于恐怖主义共同特征下的地区差异。放大国内矛盾或者以国内民族和谐为根本诉求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大陆政体绝不是催生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但大陆政体绝无能力根除恐怖主义。这个逻辑是要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