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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五十二期
知识分子要做对人民有用的事，而不是仅仅对私人名誉有用的事，是谓公心。要走出象牙塔，站在现实的土地上，而不是陶醉在乌托邦的幻想里，是谓有大脑。
关注绝大多数人无视的领域才能享受一个时代的伟大。
不能依靠军阀打军阀。- 警钟须长鸣
1971年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是民国的光荣，不与那些被现实政治抹杀了正义的国家为伍。1971年的大陆还在反人类的文革中，10年前刚刚有3600万人 死于大饥荒。联合国可耻，这样非正义的国际秩序需要民主后的中华和所有真正的正义国家联盟来修正。
革命永不会过时，因为社会进步不会停止。革命既无法预见，也可以预见，因为人民对社会进步的要求可以预见。革命因此是人类的宿命，没有人可以怂恿，也没有 人可以禁止。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革命的代价最小化，至少不能让最底层的人民付出最大的代价。
法国大革命以“革命”形式和过去的历史文化切割，使得“革命”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中国的民主“革命”却相反，是对民国宪政和古典中华宪政的继承和更新，它和现行专制的切割其实是对历史的改良，因为专制从来不是中华传统文明。
他们用政治的方法来搞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知识分子用学术的方法搞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36年来中国民主的失败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既科学又政治的道路，用大白话说就是理论始终没有联系实际。
封闭的红墙模式的权贵体系缺乏和大众之间的社会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真实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存状态，但因为没有人和人的社会互动，人民在他们眼里就是冷冰冰的物体和数字，而不是活的“人”，所以大饥荒，大屠杀也好，维稳的决策都来自于这种感情纽带的缺乏。
在”单位“系统中，存在各个大小的利益集团，所有的权力斗争都是为了在利益集团内部重新分配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主化的权力分配。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 经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也都是在同一个集团内部分配，所以改良是否可能，其实有着明确的答案。
红墙是中国的单位社会的缩影。虽然市场经济后，企业变化巨大，但政府等机构依然被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所统治，和毛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比如站队，“政治联 姻”，内斗，僵化等，而且越来越封闭，从最基层到最上层，全部被各种大小”等级集团“所把持。这个封闭系统靠自己已经无法改革了，简单讲死了
信念，勇气，智慧是革命成功的三大最关键因素，但却不”科学“，所以革命从来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是在革命爆发以后；但革命从来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
按学术标准，清末如果有对中国命运的研究，那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只有立宪派（掌握权力的朝廷中人），而不是革命党人（乌合之众），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立宪派 胜出，因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同盟会从来都不是主流思潮。如展望未来，中华民主化都是同盟会的根基。以史为鉴，主流都是失败流。
对知识界的尊重，如同对民主的尊重一样：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不可能孕育真正的伟人，但却制止了无数个独裁者。学术界固然无法推动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但却可以保证社会的稳步改善。这就是为何：在历史的大变局中，知识界是反动或滞后的；而在政权稳定时期，对知识界的反动却意味着社会的退步。
以社会科学角度去研究政治学（权力斗争）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客观事实去克服一些唯心的看法，比如人的健康，家庭状况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坏处在于忽视信念 和勇气等创造历史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大变局中，基于现实研究的科学根本无法指明一个完全断代的新纪元。所以学术界对中国民主几乎绝望。
没有坚定的决心，就没有坚定的胜利。民意已决是需要用勇气来证明的，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是扭转力量对比的关键。没有任何投资或投机力量愿意站在懦弱者一边。 那年刘装逼毁掉武器亮情操，也就毁掉了人民的决心，鼓舞了敌人的勇气，以史为鉴。
中华传统文明高度发达，在人文领域甚至领先今日欧美，所以，如果以政党制度为核心而设计民主体制似乎反而落后于中华文明的发达程度。需要深入研究。
从历史来看，越开放松散的统治集团越强大，比如王朝初期和中兴；而越抱团的统治阶级越脆弱，越封闭的权贵集团越容易被打击，任何一个王朝末期都是如此。之 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是因为打击的力度还不够，准星不明确，而不是因为其强大。
不能说流氓基因代代相传，但传三代问题不大。这是值得关注的特征，不能因为其呆过文明世界而可以忽略。
现有条件要比清末更加局促：一精英沦丧殆尽，稍有物质条件专注于未来之士均与旧体制血脉相连；二各国不再列强，均为红色资本走狗；三五毛或脑残遍及海外， 反成帮凶；四青年朝气早蜕，幸存者寥寥；五老成人士苟且偷生，全然没了“天下兴亡”之志。—-可若时局不如此艰难，又怎能现栋梁本色呢？
异族统治以后，中国人变得鼠目寸光，又苟且偷生，远没有了汉唐时期的英气，所以一定要给难得的异类——孙文，一顶“大炮”的帽子。这样的国民靠他们自己是救不活的了。
饥饿并不导致反抗，关键是那些有能力有欲望反抗的农民其实并没有饥饿，相反他们从大饥荒中还获得了个人利益。这些利益是他们可以通过维护体制而不是”造反 “来实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三年大饥荒却没有发生反抗，因为能反抗的人都被体制收编了。这一现象也可以类比当前的时局。
所有人都是毛眼中的狗，毛总是有办法让他们相互厮咬，除了周最为狡猾。而当毛吃狗肉的时候，周总有办法分一口汤。
台湾青年看不起老国军老外省人，把他们当中国人，他们不知道要不是这些中国人舍命抵抗共军，台湾青年和大陆人一样唱“共产主义赞歌”呢，那里轮得到今天他们可以占领立法院。
蒋经国死得太早了，而李登辉从政太晚，有政治手段却没有政治教养，所以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自民主化后得不到合适的教育，反而因为极端分裂的政党政治而下降 了。这是台湾和西方民主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区别。西方因民主制度建立远早于政党制度，又有选举权逐步开放，民主素养是稳步提高的。
雅典公民大会实际持续时间不满百年，而且还根据不同收入分成了四个等级开会，最终还没有挽救希腊被外族吞并2000年的命运。这样的文明遗产还被西方人以 为西方文明之源而研究不绝，颇以为荣。即使中国人，口出“雅典”也仿佛“高大上”了。那为何昌盛千年的中华古典宪政却少人挖掘其价值呢？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 因宋而华夏亡。
“雅典公民20岁可参加公民大会，30岁才允许担任官职，每年召开四十次公民大会，十年上百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上百次会议已经足以使民众了解城邦事 务、形成自己的判断。”—— 10年的议政能力培训说明雅典民主的实质还是精英政治，只是成为精英的门槛非常低，只要个人努力就行。
"若把馬弄下台他們就是「殺馬英雄」，若遭鎮壓也是「悲劇英雄」，又如果反服貿成功，台灣經濟衰敗，身為年輕人的他們也不用負太大責任，「政治資本撈足 了」，林飛帆20年後再出來選總統，就算反服貿有方向性問題，他仍可說是當年還不成熟。" -警惕任何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民主”行动
“當一個大的世界潮流到來時，民意會如同河流中的細沙，被裹挾而去。” “台灣獨立這個議題，起因於天下大變，最終也將由天下大變來解決。” ——难得看到台湾年轻一代里有这样的气质。与诸君共赏。
西学东进以来，学术届和实践届／政界严格分离，放弃了＂知行合一＂的中华文明传统。所以，胡适等自由派学者对民国政府提高执政力贡献有限，而大批其余学者 无政治头脑，看不出黄俄之本质，反而帮助颠覆了自由中国。今日之华夏青年要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