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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五十七期
中华政治文明之成熟很早就超越西方政治的左右之争，目前不得不借用左右概念是中国无现代民主之故，但如果不能超越左右的概念，那么中国民主进步是很难的。这不仅是政治理论和文明的脱节，也是西方民主模式进步的障碍。
启蒙应当是科学，是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等学问，而不是政治。为了政治即使是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而扭曲学问和事实本身决不可取。而目前关于自由民主制度 尤其是关于西方宪政进步史的启蒙有相当部分是胡说八道。有些和专业学术无关，只需网上多化分钟搜搜就可以知道的常识也被扭曲。
工人运动的局限性在于短视，对于基本维权是应当短视而现实的，但对于整体社会的进步则要按社会本身的规律来渐进，违反社会规律而强行推进必然要用到极权专 制手段，不然怎么能说服大部分选民呢？而工人阶级往往缺乏耐心，也缺乏足够的议政能力去说服他人，所以一定会暴力相向反对者。
1936年法国共产党有72人进入国会，法国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了。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后，大部分法共选民开始抛弃共产党，72个议员中有三分之一 脱党。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苏德条约展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所以也就拯救了法国从此避免了共产主义的灾难。
所有的邂逅都是天命注定。
中国未来的政制设计一定要有符合时代的大思维，要能够超越现有的发达国家模式，当然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超越西方不代表唯中华传统文明，二是超越之前要吃透西方模式。而目前的僵局在于这两点条件一个也还没有实现。
高考分的学生去学金融什么的专业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马克思及其信徒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一个政权加以吹捧，实际上巴黎公社是混合了工人，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的巴黎市民起义。主要原因并不是为建 立一个新制度，而是对法国“背叛”首都巴黎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为法国而抵御普鲁士在战斗并牺牲，却被凡尔赛政府的投降条约而出卖....
“巴黎公社是在80年里10次拿起武器的人民之最后一次反抗。” - 无论支持或反对巴黎公社，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这是巴黎人民告别历史舞台的悲壮的谢幕演出。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反对巴黎公社的雨果始终呼吁特赦公社成员。
我们需要一代有理想的青年，但不需要那么多倒在失败方向上的青年，有个别几个做道德楷模就足够了。
总的来说，拿破仑叔侄，戴高乐都要比其同时代的政治家高出相当等级，所以他们都很难顺从于国会，前两者采取了激进的政变而大权独揽从而独自领导法国，而戴 高乐民主一点，先撂挑子，然后等危机来再出来。从本质上而言，三者没有啥区别。孙文也有点类似，这应该是他建立党内独裁的根本原因。
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曾经用了千年的时间致力于向全民普及贵族精神。复国之后的教育应当恢复这种伟大的传统。
和现代专制体制禁止反对派参选不同，拿破仑三世从未阻止反对派参选。他通过两种技术手段引导选举：一是通过行政手段划分选区有利于官方候选人当选，二是政 府公开支持某候选人并提供宣传和资金支持。他把全民公决的第二帝国统治哲学应用到了各级选举中，把每次选举都当作是选民对他个人的信任投票。在1850-1860年法国农民依然受到旧贵族和教会影响，所以他们投票给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官方候选人成为了反抗旧贵族和教会候选人的方式，农民有了被解 放的感觉，认为是他们继承了大革命反抗贵族的精神。从历史结果来看，投票给官方候选人使得法国农民赢得独立地位并接受了共和制理念。
保守派联盟不反对拿破仑三世竞选法兰西二共总统的原因是觉得这个毫无从政经验的40岁的年轻人更容易被控制，但无人预料到他居然拿到了74%的pu选票。 而在1851年12月政变后的公投中，他又获得了92%的选票（投票率83%），使其独裁居然获得了合法性。- 仅仅一个波拿巴的姓氏是不可能创造如此的记录的。
从理论而言，中国人在美国会因美国之”强“和”大“，会因大陆之落后而生仰慕之心，无法平等视之。而留学欧洲，羡慕民主自由之心固然存在，但因为欧洲各国 与中国规模不成比例，所以不会像看美国一样仰视，从而得以保留中华文明的自信。客观上更有条件看到东西文化之融合可能。
在共和还没有完全被大部分农民和文盲的法国人理解之前，美式总统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换了新名字的皇帝，这应该是拿破仑三世政变后得以通过公投承认并成功复 辟的基础。和已经理解了共和概念的精英不同，大众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这是当时法国精英层和选民层的重大区别，或许制宪精英过早地推出了总统制。
1848年法国pu选之前，巴黎人民对法国政治具有决定权，他们通过革命争取到的pu选权却降低了巴黎在全国政治力量中的权重，按议席分布只有三十分之 一。而保守的外省在随后的选举中颠覆了巴黎的革命性，不断地把保守派送上国家权力舞台，为民主的退步奠定了基础。-- 如果大陆明天也开始pu选？
1848这代政治家缺乏大革命时期政治家的宏大气质，他们被大革命的恐怖历史吓怕了，而过于谨慎于不要重蹈覆辙，但决策不能简单的从避免历史教训出发，而 应该是自由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都仅仅是考虑因素之一。这点也可以说明二共的短暂，也证明了他们为何会输给拿破仑三世。
今天的感悟如此之深刻，应当留条微博纪念：在我迄今的人生中，选择留学法国是最关键最正确的决定。
革命的全球化和全球化下的革命。
面对革命，神亦是渺小的，因为革命是人类神性的觉悟。
历史创造美国。但，法国创造历史。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治权力由下而上建立，所以自身改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是法国的现状。只有出现像戴高乐这样的强人，才有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变 革。或者在这个新时代，跨越所有党派，协会等政治团体，直接团结人民进行无中生有的变革。
神又懒有聪明，她故意纵容魔鬼制造那么多的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障碍，使它们可以成为迈向顶峰的台阶。
魔鬼最大的力量只是让你看不见真正的自己。
神出手干预尘世是因为你错误地理解了要扮演的角色。
邓小品的遗产只有一个：彻底认清共产主义。
满清作为外来异族政权，本身并不具有合法性，无论其实际统治中华300年或更长，都是非法政权，所以承认其退位诏书作为主权交接的法律文件本身就是错误 的，满清政府在任何时候被推翻都是合法的。南京临时政府一经成立就代表了中华主权，清帝退位是多此一举，这是革命党人对现代宪政的认识缺陷。
我们相识，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尊敬那些在更加艰难困境下获得点滴进步的英雄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代表了自信。因为他们不需要向“顺利的成功者”致敬以“狐假虎威”地标榜高贵。
相比英美法，对印度国大党，甘地，尼赫鲁等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进程更有借鉴意义，因为印度种族，宗教和语言如此的多元化，能够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并持续 至今实在是一种比美国国父们更牛逼的超能力。不低头学习印度是羞怯于自己真正的卑微，生怕被“落后的印度”拉低了身价，而要借助西方虚涨声势。
捷克人口1000万，即使大陆有哈维尔，也至少需要一百个。但实际上一百个哈维尔之和并不等于孙文第二。哈维尔只能做做自由派的道德偶像。但人人都想成为哈维尔的时代就是毫无成功希望的时代。
革命者如果没有足够能力和气场可以面对一个巨大的帝国和新时代，那么任何主动革命的动机都不值得赞美。甚至气场本身远比能力更重要，或许是成功面对巨变最关键性的素质。这是在顶峰时刻激发的潜在的天赋，与生俱来的使命。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总人口约2600万，英国革命时期大不列颠岛人口约600万，美国革命时13个殖民地总人口210万。完全不同等级的政治舞台，如再加 上深厚的旧体制历史和险恶的国际环境，法国大革命对革命者能力和经验的要求和英美完全不在同一级别，吹捧英美而嘲笑法国如同歌颂小村之长而藐视罗马之王。
如果从政治家而不是学者的角度去研究法国大革命，就会发现一个相似但完全不同的大革命，那是一场伟大的悲歌，是法国的宿命，但不是革命的必然。
干掉各类“偶像”，是为了新“偶像”的建立腾挪空间，坐等。
香港的民主力量需要提高政治能力，用政治实力而不是动员能力争取进步。而目前对于这点，我并不乐观。
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认为大革命的主力群众是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但历史资料表明革命积极分子几乎全部由有工作有稳定居所的市民组成，其中产业工人有7 万占了革命群众的一半。另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小老板们及他们的伙计。可以说大革命是在律师，记者等中产精英领导下的城市普通中产之革命。
共产主义毁掉了群众运动的进步性和自发性，它用共产主义的独裁和残暴把群众运动扭曲成暴民运动，使得自由派被历史的真相所蒙蔽。事实上，自发的群众运动本 来应该是纯朴的，健康的，进步的，比如1989。而这种被扭曲的群众运动的“真相”反过来被极权用来作为反对人民自发革命的借口而恐吓人民自己。
法国大革命中的议员大多在君主制下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在议会中的表现往往演绎着想象中的古希腊罗马式的民主场景，同时旧制度的贵族礼仪依然主导着他们的 演出，包括以亲吻表现政敌之间的和解。议会由此而变成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舞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死亡，暴力等戏剧元素融入了大革命中。
以前和一个法国男穆斯林非常友好的交流过，我问他为何男穆斯林可以娶非穆斯林女人，而非穆斯林男人一定要改宗伊斯兰后才能娶穆斯林女人，他非常和蔼可亲的回答我：因为伊斯兰教非常尊重妇女，非穆斯林男人不懂得尊重女人，所以要他们入教而使其尊重女人。
宪政能力不足是法国大革命政变频繁的重要原因。宪法设计针对常态而缺乏紧急状态的处理，如1791年君主立宪宪法中，议会最长需6年的程序来推翻国王的否 决权，所以根本无法依宪处理战争问题。又如革命者过于教条执行三权分立，行政机构就无法处理紧急状态。这导致必须通过政变或违宪来解决现实危机。
一日不禁绝非自由化的伊斯兰教，人类社会一日不会安宁。非自由化的伊斯兰教是21世纪的共产主义，而且更加残忍。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伊斯兰教，任何意图分离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的人若不是无知就是潜在的或现行的恐怖分子。没有自由化而融入现代世俗社会的伊斯兰教及其他所有类似宗教都是邪教，复国以后当禁绝。
ISIS本质上和哈马斯没有太大区别，前者还没有被自由主义的老拳狠揍过，所以还很凶狠的嗷嗷叫，而后者只能在白左的支持下时而出来嗷叫，时而痛哭装可怜，其实都是一路货。
法国大革命前1789年的1-3月是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对第三等级来说，只要年满25岁且有纳税就可以参加选举，所以整个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全国选 战的亢奋中，人民兴高采烈地参加选举活动并对未来充满了热切的希望。- 希望越大破坏之后的愤怒越大，三级会议选举就是大革命的提前动员。
年纪大的人其实应该更优雅而有理想，因为青春时候的打拼到了中年之后该有的都有了，按理比年轻人要更忠于人生本身。而不是散发着某种世故而腐朽的气息。这 个和很多老人在晚年站出来说真话是一个道理，他们看上去才真正的年轻了。
波拿巴姓氏是拿破仑三世成功的关键，让他有效回避了从基层权力斗争出发的漫长政治之路，而他的远见卓识和当时统治集团(无论左右)的观念落后是不相容的， 如没有这个姓氏，他很早就被掐死在摇篮里了。而他却是生来要一步登天的。相信那些本来用在早期政治斗争中的时间被他用来认真学习治国之能了。
面对一个工业化浪潮为核心推动力的时代，法兰西二共的议员们无论左右确实已经和时代脱节了。而对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充满好感的拿破仑三世则和农业时代的 法国精英完全不同，他理解世界的变化方向，且有智慧和决心顺应这个方向。
拿破仑三世国有化（没收）前皇帝路易菲利普家族财产后，把其中大部投入社保事业：一千万法郎给工人互助救援协会，一千万用于建设工人住房。保守资产阶级吓坏了，认为碰到了社会主义总统，其中4个重要部长辞职。但很快他们发现再没有任何其他私人财产被剥夺，且经济史无前例地自由和扩张。-执政能力
大陆人已经被害得非常没有常识了，而且还固执到没有任何学习的欲望，因此一百年甚至三百年的启蒙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效果。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在短短十年间全 面提高民族素质，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把民族素质提高到国际第一阵线，也只有这么一个方法了。
说”和平转型好“是永远正确的，就像说”不吃药就病好最好“一样永远正确。
拿破仑三世在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时发表演讲供认说：“超过7百万的选票刚刚宽恕了我。”。这种矛盾的表述说明了他知道自己的政变不“合法”，但被人民 认可了。按他的逻辑是“法律之上还有正义”。不去评论他政变是否真的正义，但这家伙的确是个牛逼的人。
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把投票地点从地区中心城市下移到所有市镇，这个做法的实际效果就是使得投票更方便，民主更贴近人民，也是对选民更好的公民教育，可以认为以后法兰西三共的民主化进步正是得益于第二帝国的类似举措。
其实我也非常欣赏美国的很多制度，但从专业技术出发，或者从实践出发，理想化美国和理想化法国都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民主制度的好处其实不用多谈了，关键是 细节的技术支持，比如政党制度及其监管，如何保证选举的公正公平，这些研究更加实用但远比”高大上”的演说更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美国的金钱左右竞选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不是说法国没有，但美粉们了解过法国的选举财务规定吗？在法国任何一级选举都有相应的竞选费用限制，并受到严格的 财务监控，前总统萨科奇因回避该规定进行了技术操作而被调查的。只要得票率超过5%。国家可以报销限额内的所有竞选费用，穷人也可以参选的。
我曾经就归化入法籍者可参选总统问过公法教授，你们不觉得危险吗？回答的逻辑很清楚：不能剥夺公民的被选举权，是否能当选是人民投票的结果。如果大部分法国人愿意投票给一个归化者，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美国是最开放最自由的国家吗？这个高大上的结论来自全球知识的贫乏。绝大多数美国总统要手按圣经起誓可以代表真正的世俗化吗？出生时不是美国公民就不能竞 选美国总统是开放吗？在法国只要是公民无论何时入籍无论居住多久就可以竞选法国总统才是真正的开放。现任法国总理就是归化入籍的，美国有吗？
还有对美国体制的无限崇拜，简直是幼稚的可以。美国的体制是不错，但能够存活下来完全得益于“上帝爱美国”的地理优势，美国体制的优点对于美国强大的作用 只有在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如果“美国”诞生在欧洲，要么华盛顿变成拿破仑，要么美国亡国。
真正的女权运动在中国是要对“国母”进行重新定义的行动，而目前大陆化的女权只是商业上的讨价还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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