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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六十三期 141214-1231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 尊重宪法传承，谨慎修宪以适应社会和民意的变化。
光明正大之难并不在操守，而在智慧，但到底是心性。
新民国的制宪应当在中华传统文明重建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不然这部新宪法一定是短命的，之前可以临时约法代之。
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力而言，集体很重要，小集体更重要，而个别人则是决定性的。世界如此现实却充满奇迹。
在资源捉襟见肘的时期，点滴进步都依赖个人能力，而这个时期才是应对未来大资源大运作挑战最关键的，因为无论多雄厚的资源都无法替代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宪政的信念和习俗不仅仅是制度化的，更是牢固在精英和大众文化里，摧毁前者是灭国，而要摧毁后者就只能进行种族屠杀，这是自元起所有专制主义政权的统治手段。
美国的一枝独秀削弱了它自身民主进步的动力，如果民主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第一要素，那么2022之后美中竞争就会显著拉开差距。
华夏族立国以来至宋末，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和动荡，从来没有产生过专制主义政权，这是我们的文明传统并由历代祖先：平民和精英，坚持数千年。直到蒙满异族以超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方式才被强行扭转，致使文明的倒退直至今日。
无论成败，相伴相随就足够幸福，计较结果，耐心或不耐心都不够真爱。
满人的剃发政策本质上是种族灭绝屠杀，只是有选择性的，因为汉人实在太多杀不完。所以满人选择屠杀汉人中嘴顽强的精英，从此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政党政治是具有投票权公民议政能力不足以应对政治现代化要求的产物。它并没有加强而是削弱了公民的议政能力，且削弱了公民自我提高的动力，它加强的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并导致社会不理智的分裂。
一国之军队最完整地表达了该国之精神。-戴高乐
戴高乐在一战中被俘关了32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都通过德文报纸自学德语至精通。而拿破仑三世早年在政变失败后关押期间读国富论等经济学著作，写出“消除贫困”一畅销书。- 非常人非常用功。
保守主义的优点在于对现实清醒的认识，缺点却是对现实缺乏应有的改变的欲望。
普通人成功之难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他们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聪明保守的更高级阶层，而另一条却是愚蠢而同样保守的本阶层。这是统治阶级长期为统治阶级之根本原因。
儒家文明生存发展的基础是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因为儒家文明无法产生霸道之雄主，一旦国家军事实力不足以震慑外来入侵，文明发展的顶峰也就是文明衰败的开始。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小宇宙，爆发吧”
中华文明在200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领域，今日西方文明历经千难万险却只刚刚抵达入口，且因为其天然的缺陷而徘徊不前。上帝本心并不愿坑人，但能力有限，好心办成了坏事。
看着凡人们风一样的来，又去，彼此相爱，或厮杀，神和魔鬼相对一笑。
紧急状态是俗世和灵界的交汇点。
魏玛的失败是宿命，因为希特勒的牛逼无可抵挡，那是他的时代，无论他多么邪恶。
祖先或历史崇拜是适应不同时代需要的理性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在足够长期的历史沉淀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社会共识，代表了几乎完美的“完整”的公共利益：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公共利益之总和。因此这种信仰既是开放包容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是一种稳健的连续的社会进步，是一部连续稳步修正的宪法。
1848革命：农民们从来没有打算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民主和共和，他们只是希望减轻他们的负担和获得更多的土地并以他们传统的方式耕种。 理解农民对共和制的态度很重要，这解释为何普选之后保守派占据了多数席位，因为农民并不关心共和制度本身，即使他们有了普选权。
“1930年代《纽约时报》莫斯科站记者华尔特·杜兰特写道：“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的报道“有以下的特征：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
"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右派人士的观点，他就很可能会把你视为愚钝 的、错误的、傻里傻气的笨蛋。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左派人士，他更有可 能觉得你自私、背信弃义、麻木不仁，甚至视你为邪恶者。 "
大陆的流行文化即使是基于经典作品，也越来越屌丝化，充满了对自身命运和共同体命运的绝望而呈现出的整体上的低俗。
上帝在西方死了一次，又准备在东方死一次。无论神或人，野心膨胀的后果就是灭亡。
本来想放过Cochin的大革命史研究而过节的，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却有了重大收获，可以解释东西方社会哲学共识之形成差异，这个圣诞礼物很好，甚欢。
大规模的领导层内部清洗将引发两个不同的结果，一是如果进行先进性改革会因为缺乏旧集团的反对力量而更容易成功，二如果继续保守旧制度，那么也会因为缺乏旧集团的支持力量而导致在外部打击下，整体更容易地崩溃。
如果去掉所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评估，仅仅从客观的社会晋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而言，法国大革命和中国传统上的王朝更替并没有区别。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如此重 要，因为整个西方史在之前是没有像样的 “汤武革命”的，而在古代中国，大部分革命即王朝更替本身就是以暴力方式完成的违宪审查。
元清是原始野蛮部落专制对古典中华宪政的反动复辟，明是古典宪政的回光返照，民国是第一波现代自由中国，1949-2022是元清模式的最后挣扎。- 这样断代历史就很顺通了。
革命一词之所以那么有魅力，那是因为对有些人而言，革命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如同爱情。
巨变如怒放的花，而种子早在千年以前种下。
西方选民的政治素养还没有达到选出可以称之为“卓越”的国家领导的地步，自身素养的欠缺同选民对民主进步的渴望形成了矛盾。因此，他们需要一代既“卓越”又会“哄骗”的领导人从制度和个人影响两方面来解决这个矛盾。
围绕奴隶制度的存废在19世纪60年代居然还要爆发内战，这是美国的耻辱，但美国人一如既往地把它转变成伟大的光荣的胜利。无论是林肯还是北方公民，他们捍卫的只是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
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能力是善于从能承受的失败中悟出决定性胜利的要素。与诸君共勉。
49年以后所有中俄条约都是关联交易。
杰斐逊总统任期有一个标志性的转变 : 总统权力从宪法授权到人民授权即选举。但就我看来，此举并不妥当，因为导致了另一个矛盾，几乎永恒性的人民主权即宪法和短期流动的人民主权即选举之间的矛 盾，我更倾向于华盛顿和亚当斯的立场，理由是总统应当代表较为长期的人民主权和公共利益。
“在早期美国，对于一个熟悉君主政体而又沉醉于华盛顿魅力的国家来说，激情的诱惑是非常真实的，幸运的是这个国家缺少实际材料。前五位总统中，只有亚当斯 有儿子活到了成年，现实是他的长子就成了第六位总统。”- 上帝爱美国。
美国宪法设计之初关于总统连任问题是有争论的，但Robert Morris 警告说：如果关闭通往荣誉的公民之路（因好政绩而连任），他会被迫用剑来追求它。托克维尔也有类似警告，但1848年法国二共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拿破 仑三世修宪失败后即发动政变，并经全民公决获得合法化。
美国总统选举最初设计时为保证选举人不仅只是支持本州候选人，每位选举人必须对来自不同州的两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有意思的是当年交大学联主席团选举 也采用同一方法，规定一票至少选二，以避免大系只投本系候选人影响民主选举。
汉代独尊的还是孔孟儒术吗？不是，儒家经过几百年的修炼到了汉代已经成功吸纳了其他主流思潮，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党联合政府的执政思潮”，即有或许不 过半数选票的儒家联合了其他超过及格线比如5%的杂家合并成一个新的具有多数地位的大联合政党。而这种操作不是政治化而是学术化的。
儒家推崇法官自由度和儒家重视法官高综合素质相对应，而此等人才自然不可多得，如果诉讼过度则政府无力承担，所以古代中国无诉讼在民间为荣，在官方为政 绩。这又由德主刑辅支撑。所以评估古代中国法律体系须整体考虑与西方的不同，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大系统。
虽然孔子推崇判例法而非成文法，但他赞赏郑子产“铸邢书”而反对晋 “铸邢鼎”，证明了他不拘泥于教条，而重视从政策的后果来评估政策优劣，这是儒家文人同西方文人截然不同之处。这种平衡了理想和可能性的务实精神也是中国 古代文人能成为真正的执政集团的根本原因。
文明化未必对每个人都有效，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文明化，但并不意味着教化的失败，更多时候教化的成功是体现在失败一代的下一代身上。所以儒家的理想主义 在坚持千年实践后可以大成，中国人之精神得以建立，虽经700年异族专制和洗脑而不亡，可见其持久的生命力。今人实在应感动其执着和坚韧。
公共听证会在民主制度下是公共参与精神的体现，而到了专制国家则蜕变成了误导民意的统治工具。这是同一制度在不同执政集团即人操作下截然相反的典型。元以 前国家是教化即文明普世化的工具，而元以后反之：教化成了国家专制的利器，是愚民化的工具。这种严格分裂是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注意的。
研究中国，尤其是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时，一定要对中国进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进行彻底断代研究才不会误入歧途。以宋亡为分界点，之前为宪政中国，之后为专制中国。
法治是一种制度，人治也是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宪政的人治制度直到宋末都一直在进步。元以后至今之失败并不是人治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早先制度之核心基础的 人之转变导致的。元后为异族部落专制者而非华夏文明传统嫡系，教化之文明作用被愚民专制作用取代，导致原先成功的人治制度彻底崩溃。
上天有好生之德，怜人类多苦难，使西方先有民主而开创人类现代文明，使东方后有新民主以挽救人类另一场浩劫。
西方人受到君主，领主，教会的三重统治，法律如司法权和法官本身成为此三者之间权力争夺和分配的工具，所以法学发达有政治争斗复杂之因，而中国大一统帝制 完成后并不需要借助法律作为权力工具，而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必然以道德教化为根本基础，所以法学并不需要如西方那样发达。
一味驳斥中国古代司法过于自由也不准确。因为西方法官是职业化，而中国法官是经过更全面的知识和伦理培训的，不是普通的职业法官。如果判案的自由化对美国 最高法院来说是合适的，那么中国古代法官虽然未必个个赶上美国高院的水准，但整体素质上应该远超过欧洲的普通职业法官。
中国古代轻视法律而重视伦理制约的态度在今人看来仿佛很荒谬，但古代中国人经过努力却真得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并维持千年之久。今人应该脸红而不是嘲笑。 东西方法学发展不同的核心原因是，教育普世化和社会阶层流动是中华帝国和社会的首要责任，而在西方则是文盲普遍化和阶层流动严格固化。
Sarah Allan在“世袭与禅让，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传说”一书中说神话调和了世袭继承和美德禅让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还可以说是：神话诠释的各个作者对于最高权力 转移案例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后发表了观点，这些类似观点的共同价值观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要义，而神话和传说成了故事性的通俗宪法。
中华大地山川雄伟而坦荡，中华文明对自然之敬仰胜于恐惧，并有天地之心而生，决定了王道和世俗化。西方文明源于希腊，半岛狭小而大海凶猛，西方文明对自然之恐惧胜于敬仰，决无有效法海洋之胆略，所以决定了霸道和神权。
当我需要足够财力支持离职长期出国读书时，股市涨了；但我需要清静学习避免任何干扰之时，股市熊了，但我需要最后几年不工作而完成学业时，股市又涨了。过几年博士毕业后正好赤贫，钱包空了，大脑满了。多么幸运的人生，我的无限喜悦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有时候谦逊是对社会的嘲讽，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结果如此。听得懂灵界语言的不会是普通的凡人。
封围脖呢是没有用滴，因为影响力不会从华语而起，你们的智商不足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未来。
如果不出国读书，本金多200万，赶上如此牛市，出国研究民主的机会成本好巨大。即便如此，还是出国好上万倍。
批判或歌颂式的研究已经泛滥了，这对目前的社会进步已经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因为任何极权主义都有思想根源，但对根源的批判和揭露无法解释其成功夺权的 原因。这需要从政治实务出发的能力，年轻人可能缺乏实务经验，这没有关系，因为可以形成从实务出发的思维方式。
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在于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而在于市场本身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国家干预的目的，手段和范围是紧紧围绕一个平衡点进行的：确 保市场的民主和自由不被市场自身而影响。所以没有特别的教条式的禁区，而是随着市场自身的状况而定。
人类往往为魔鬼的诞生而欢呼，却视而不见天使的降临。因为魔鬼许给人类一个美丽的未来，而天使则警告人类要应对未来的劫难。
统治是命运，不至终点而无法阻挡。邪恶的统治受魔鬼的庇护而攻无不克，直到人类清醒而自责；正义的统治受神的庇护而无往不胜，直到人类骄傲得忘乎所以。
几乎所有失败的社会进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未把自己真正当作历史的主人。成功的关键词不是抗争，而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