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大罢免”谈民主制度设计的逻辑

因为“大罢免”运动，台湾的民主实践再一次成为中国大转型模式设计可以参考的重要负面案例。

根据孙文的宪政理论，人民不仅有选举权，而且还能罢免不合格的当选之公职人员，以监督其工作。这是用直接民权来避免代议制民主下选民难以制约民代的缺陷。中华民国之罢免法就是以此理论而设置的。

从理论来看，没有问题，但落到实践，就必须考虑具体的制度设计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实际影响了。我们以本次民进党推动的“大罢免”为案例来讲。

民进党因为其立法委员不过半，推行台独立法和政策受到在野蓝白两党制约，就利用罢免法对在野党议员进行大规模的罢免活动，企图在罢免成功后的补选中获得多数席位，而扭转其之前立法选举中的失败。所以，本次“大罢免”根本不是什么台湾人民行使民主权利，而是民进党滥用人民的罢免权作为其政治斗争之工具。而给民进党递刀子的正是有致命设计缺陷的罢免法：罢免门槛太低而极易成为党争之工具。

根据现行罢免制度规定，提议罢免只需要原选区选举人总数的百分之一联署，进入罢免投票程序只需要总数百分之十连署，最后投票时同意票数达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且多于不同意票数，罢免即为通过。我们以进入罢免投票程序的国民党籍立委、大陈义胞后代罗智强为例来说明：

罗智强所在的台北市第六选区在2024年1月立法选举中总共有233,123注册选民，投票率73.15%，罗得票87973，52.96%当选。2025年在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下，罢免案获得36,398份联署，超过10%的注册选民，进入罢免投票程序。如果在7月26日的投票中，有25%即58280个选民同意罢免，且多于不同意的票数，就可以通过罢免。我们简单对比罗当选的票数87973和罢免他的最低票数58280就可以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台独分子们可以凭借疯狂的政治动员，以少数人就推翻了之前大多数人选出的议员。

虽然，不同意罢免的票数多于同意罢免的也可以使得罢免无效，但需要被罢免方也进行高度政治动员才行，这等于强迫原来投票给罗的选民再一次出来投票来捍卫他们的民主果实。不然他们过去在立法选举中的投票等于作废，他们不能靠不投票来抵制罢免。这是对他们民主权利的侵犯。

而这样有致命缺陷的罢免法就是2016年11月修法后确定的。原先的罢免门槛是：联署13%才能进入罢免投票程序，且罢免投票率必须过50%，同意票过半。也就是说，反对罢免的大多数选民只要不去投票，就可以让罢免案失败。这才是对民意的尊重，因为罢免是对原先民主投票结果的否定，所以罢免方，可以动员自己的选民，但无权去强迫对方也参与罢免投票。这就相当于法律上讲的“谁主张，谁举证”，而不能要求被告方来自证。罢免也应该是“谁罢免，谁投票”，而不能要求被罢免方再次投票来自证。

2016年的修法是民进党在2015年2月发动对国民党籍立委蔡正元的罢免投票失败后进行的。当时，投票同意罢免蔡的投票为76737票，占投票总数的97%，但是只占选区选民总数的24%，大多数选民以不投票抵制了罢免案。

民进党掌握立法院多数后，就大幅度降低了罢免门槛，剥夺了反罢免选民的抵制权。因为民进党的基本盘为30%，罢免案成功只需25%，所以，从技术上说，民进党可以通过动员少数来推翻任何一个大多数选民选出的非本党议员，除非后者也被迫大规模动员出来迎战。可以说，民进党把人民的罢免公权变成了自己的政治斗争之私器，是实打实打的民主退步党。

从民主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以台湾的民主教训为例，我们在设计中国未来模式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落实宪政理论，而且要考虑具体制度在实践中的影响。其实，在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中，落实罢免权的是少数，且多为地方自治层面，在国家层面极少。因为就各国普遍认同的“代表”理论而言，国会议员一经选出，就应该代表全民利益，而非本选区的特殊利益。而赋予选区选民罢免权，等于迫使国会议员放弃捍卫全民利益而单独为本选区谋私，所以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可罢免权。另外，如果议员违法了，自有法律处置，剥夺其议员身份。议员如果没有违法，则罢免就是政治性的，对错难定，议员本身就有任期，选民不满意，可以下次不选他，无需浪费大量资源中途罢免他。所以在目前的实践中，罢免制度，利弊相当，甚至弊还大于利。

思考之一：结合“代表”理论，应该如何重新定义罢免权及其行使逻辑？

思考之二：中国未来之模式，要不要设计罢免制度，具体如何设计？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关注“陶赟课堂”，努力成为中国民主化大转型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