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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文明”第一讲：什么是文明？
全球化既带来竞争，也带来融合。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内政，尤其是外交政策的认知基础。民主化大转型后的中国，必然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我们需要制定最优秀的政策，就需要世界顶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们不仅是捍卫人文民主的政治家，更是全球化领域的顶级学者，这是符合我们“知行合一”的儒家士大夫传统的。称之为顶级，因为他们不是当前全球舞台上只懂政治和外交这些短期的表面的技术性的专业知识的职业政客。我们未来的政治家和外交官首先是理解各国深层次文明内核的学者。我们的政治家将具备全球主要文明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必须通过的被选举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外交负责人将从顶级国际关系专家中选拔，而驻外大使首先得是“派驻国”问题顶级专家和“派驻地区”问题顶级专家。
但是，目前相关的国际关系等专业培训还是用的单一视角的、理论大于实践的西方人文学科体系，其培养的人才肯定无法满足我们未来新中华的需要。所以，“陶赟课堂”将以更加全球视角、更加“知行合一”的新的人文学科体系来培训有志于外交事务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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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陶赟课堂”核心课程之一。第一个系列“全球主要文明” 由十二个讲座组成，是外交专业知识的基础课。第一讲：什么是文明？； 第二讲：中华文明；第三讲：西方文明；第四讲：印度文明；第五讲：美国文明；第六讲：法国文明；第七讲：伊斯兰文明；第八讲：犹太文明；第九讲：俄罗斯文明；第十讲：日本文明；第十一讲：非洲文明；第十二讲：拉丁美洲文明
本文是第一讲：什么是文明？
文明在英文里是civilization , 来自法语的civilisation，其现代意思的“文明”一词在法语中最早出现于启蒙时代，1756年，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老米拉波侯爵（Victor de Riquetti, marquis de Mirabeau）在《人口论》（Le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一书中写到：“毫无疑问，宗教是第一也是最有效规范人类（行为）的工具，是文明的第一推动力。”[1] 英文的文明最早出现在1767年，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文明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Society）说：“不仅个人是从婴儿期发展到成年期，人类自身也从野蛮走向文明。”[2] 因此，在西方启蒙时代，“文明”一词用来区别人类的文明社会与野蛮状态，代表了人类的文化进化。
对于英文civilization的中文翻译是借用了古汉语的“文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3000年前的《易经》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代表君子的龙，出现在了田野上，天下有了文采而变得光明了。从宗教修行角度看，还可以理解成：人心中有了灵性的觉悟，世界就变得文明了。“文”代表了文字，“明”代表了启蒙，而“龙”就是文明的象征。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其实是讲我们是文明的传人。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宗教，而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文字。但他们都通向同一个人类社会的状态：文明社会，这是人类和其他万物的根本区别。 “惟人，万物之灵”。人有灵性而与万物有别并超越于万物，而万物也因与人的互动有了的灵气，世界才能如此和谐相美。人之灵性即为文明。
在今天，文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但真正要给它下个定义却非常复杂。因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法国历史学家费夫尔（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认为：各种特征表明，文明是一种人类的集团生活，包括了物质生活，智力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3]这是从人文科学角度的定义。钱穆认为：文化只是人类的“生活”，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文化譬如一大流，个人人生则如此大流中的一滴水。无论个人多么重要与伟大，仍然受到他所生活在的文化大流之规束与指导。[4] 钱穆的作品里，一般不区别“文明”与“文化”的。这是具有中国哲学意义的“文明”定义。印度的尼赫鲁则用了更优美的语言来描述文明：“一切强有力的行动皆发源于生命的深处。所有个人的甚至种族的悠久过去，都为那行动的一瞬间准备了心理背景。种族的记忆，由于遗传、环境和教养的影响，潜在意识的要求，从幼年和童年时期开始的思想、梦想和行动，这一切奇妙而强有力地交织起来，就必然推向一种新的行动，而这个新行动又变成影响“未来”的另一个因素。影响着“未来”，局部地决定着“未来”，而且可能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5]这段文字是尼赫鲁因推动印度独立而被英国人关在监狱里时写的，虽然没有出现“文明”这个词，但却充满感情地表达了：“文明”正是一个民族源自生命深处的力量，并决定了民族的未来。这是文学视角的“文明”定义。
我们可以从上面西方、中国和印度三个不同文明里对文明一词的解释得出以下几点共识：人的生活，集体的，时间的，精神的，以及文明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指引着其民族的前进。我们给“文明”的定义就是：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意识，是该民族在传统中演进的价值观，是该社会运行的天然法则，因此文明是这个民族的道德共识和其宪法的根本来源。这个定义是偏重于政治哲学和法学的视角，因为“陶赟课堂”要培养中华民主化大转型的精英，这是要解决治国之现实问题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现实而有章可循的文明定义。
“我们纵认为世界文化诞生之第一步骤，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之控制与领导，则此一步骤，殆将过去。其第二步骤，将为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得从此控制下解放出来，经此一番鞭策与警惕而各自新生。将来之新世界，将以各地之文化新生，代替以往之西方文明之传播；再将以各地文化新生中之相互交流，代替以往西方文明传播中之经济摩擦。各地域、各民族之秩序与组织，将由各地域、各民族之文化新生而完成。斗争性的世界史，将渐转为组织性之世界史。然后由于各地域、各民族之各得重新完成其秩序与组织，而转进到世界之大融合。[6]” 这是钱穆于1950年的演讲，谈《世界文化之远景》。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半个世纪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最后一部分《文明的未来》中的判断：“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7]”以及他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8]”
亨廷顿肯定没有看过钱穆的作品，但他对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世界各文明的独立新生的意见证明了半个世纪以前钱穆的预言。但两者对于世界文明未来的走向和对策是截然相反的，这是中西文明的典型区别。钱穆讲的是各民族文化独立新生后相互交流，最终演进到世界文明的大融合，这体现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对未来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亨廷顿是以敌我斗争为基点，提出均势平衡避免冲突的对策，这依然是西方文明的斗争特征：实力强大的时候做霸主，实力下降了，就保自己，他们没有和平交流的想法。所谓的和平不过是打不赢，打累了的时候暂时的休息，这正是西方文明野蛮性和现实性的体现，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是短期休兵，长期战争的体系而已。所谓的外交均势理论不过是没有崇高和平理想的偷鸡摸狗外交。
所以即便当时是1996年，美国刚赢得冷战，打赢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经济也因新技术而振兴中。但亨廷顿觉得美国实力下降时，就否定西方文明普世性，为西方退守固本的战略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典型的西方现实主义逻辑，因为其理想是随着实力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再来看钱穆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50年，国民政府刚刚败退到台湾，如一叶孤舟在汪洋中挣扎，凶多吉少。在如此绝境下，中国人非但没有退守，反而乐观地预计未来世界之文明大融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胸怀和气质啊！所以我说，中华文明是王者的文明啊，因为只有王者才能不因短期实力变化而改变其永存之理想，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在5000年各种磨难里反复复兴的灵魂。
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以核心文明圈取代民族国家，而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翻修而已。他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文明。我们看看真正懂文明的西方学者汤因比就有和钱穆一样的观点：“我相信，要将人类从以贪欲为动机，由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拯救出来，需要有一切宗教、哲学的信徒们进行世界性的合作。[9]”我认为在今日世界，冲突的并不是各种文明，因为文明，正如钱穆所说的，是可以用和平交流和竞争代替战争的。今日人类的危机在于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虽然有些野蛮我们是称之为文明的，比如某些宗教文明，比如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特征，其实都不是文明，而是野蛮。
我们新共和中华的外交事务当然首先要争取为中华民族赢得全球竞争，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极其崇高理想的民族。我们进行的一切全球竞争，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最高宗旨：世界和平与天下大同。这只有在促进各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也是我们外交事业的使命，是儒家王道的现代模式。
课后作业：举例说明比较，理解某国文明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与理解某国现实政治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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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语原文：La religion est sans contredit le premier et le plus utile frein de l'humanité : c'est le premier ressort de la civilisation，作者译。
[2] 英语原文：Not only the individual advances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but the species itself from rudeness to civilisation，作者译。
[3] Lucien Febvre, « Civilisation. Évolution d’un mot et d’un groupe d’idées », in : Civilisation – Le mot et l’idée. Exposés par Lucien Febvre, Emile Tonnelat, Marcel Mauss, Alfredo Niceforo et Louis Weber, Paris : La enaissance du livre, 1930, p. 12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febvre_lucien/civilisation/civilisation_idee.pdf). 法语原文：L’ensemble des caractères que présente, à l'observateur, la vie collective d'un groupement humain : vie matérielle, vie intellectuelle, vie morale, vie politique et vie sociale. 作者译。
[4]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0， pp. 4-5
[5]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p. 9，Jawaharla Nehru，The dicovery of India，Meridian Books Limited，London，1951
[6]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0，p. 87-88
[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0，p.287
[8] 同上，p. 292
[9] 汤因比，池田大作，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根据日本圣教新闻社1984年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