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Août 2025

Publié par 陶赟

“全球主要文明”第三讲西方文明

全球化既带来竞争，也带来融合。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内政，尤其是外交政策的认知基础。

民主化大转型后的中国，必然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我们需要制定最优秀的政策，就需要世界顶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们不仅是捍卫人文民主的政治家，更是全球化领域的顶级学者，这是符合我们“知行合一”的儒家士大夫传统的。

称之为顶级，因为他们不是当前全球舞台上只懂政治和外交这些短期的表面的技术性的专业知识的职业政客。我们未来的政治家和外交官首先是理解各国深层次文明内核的学者。我们的政治家将具备全球主要文明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必须通过的被选举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外交负责人将从顶级国际关系专家中选拔，而驻外大使首先得是“派驻国”问题顶级专家和“派驻地区”问题顶级专家。

外交精英必修

但是，目前相关的国际关系等专业培训还是用的单一视角的、理论大于实践的西方人文学科体系，其培养的人才肯定无法满足我们未来新中华的需要。

所以，“陶赟课堂”将以更加全球视角、更加“知行合一”的新的人文学科体系来培训有志于外交事务的精英。

《全球化》是“陶赟课堂”核心课程之一。第一个系列“全球主要文明” 由十二个讲座组成，是外交专业知识的基础课。

本文是第三讲：西方文明

围绕着斗争而进化的文明

“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1] 这是冯友兰对西方文明非常精确的评估，他指出了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是“斗争”。西方文明进步的结果或由科学征服宗教的胜利而表现，或由两者的妥协而形成。所以，西方文明是一种围绕着斗争而进化的文明。这种斗争性本质让西方成为当前世界领导者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无法解决的自身缺陷。

进步中的矛盾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推动了西方科技的进步，但也造成了环境问题。而纳入希腊哲学的基督教思想宣告了早期西方道德共识，但也关上了自由思考的大门。

11世纪开始的教皇革命[2]通过对抗世俗权力而完善了西方的法律体系，但也强化了教皇的神权统治从而制约了科学和哲学的进步。

实际上，从基督教帮助欧洲早期那些蛮族文明进化之后，它就反过来变成了西方文明进步的阻碍。但是，当西方打破了这个宗教阻碍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文明高速发展时期，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现代民主和人权的建立等等，西方的成功正是人文和科学不断战胜宗教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在多元文化摧毁美国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回归基督教以重建美国文明特征[3]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因为回归宗教是与整个西方文明进化过程相反的方向。今天正统的美国保守主义（非川普的缺德民脆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想，只能说是没有获得中华文明智慧的美国文明最不坏的选择。

另一方面，人文文明战胜宗教后西方人获得了民主和自由，但是也导致了个人主义降低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弊端。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就表达了他的担心，他的建议同亨廷顿一样都是局限在西方文明内的回归宗教的方法。近200年来，托克维尔的担心不断成为事实，而他的建议却从未获得成功实施，因为与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方法是得不到足够民意支持的。

从法国民主化过程来看，是教会被自由打败后稳定了民主并设立了政教分离制度，所以传统基督教不再是社会共识了。但是人总是需要信仰的，宗教作为信仰工具被民主打倒了，但是民主并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信仰替代品来重新凝聚社会。因此，缺乏社会哲学共识的西方社会就陷入到左派和右派的长期斗争中，而西方民主也就蜕变为分裂社会的工具。

因为西方人容易走极端，说自由就自由到放纵私生活，扔掉所有传统伦理，说保守就保守到禁止任何情况下的堕胎。承认同性恋的人权就演变成把同婚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这样可笑的境地，而这些在中华文明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却成为他们每次选举永恒的热点话题而斗争不已。

西方文明之所以对这些后遗症无解，正是他们过于封闭和肤浅，认识不到任何文明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他们只在自身文明里求解，无异于缘木求鱼。

缺乏领袖经验

其次，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促进了各种思想的竞争和发展。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一个统一大帝国的统治经验，所以他们把人类世界也领导得很糟糕，战乱不断。

因为只有强大的帝国才有实力把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合二为一。今天依然主导国际秩序的均势理论起源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此条约不过是维系了暂时的和平而已。因为它遵循的是权力和利益，而不是中华文明倡导的道德主义的王道。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正义经常屈服于强权国家或者是某些特权集团的利益。虽然西方人总是把维护世界和平挂在嘴上，但他们的文明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当然，这些斗争也塑造了西方人的特征：创新精神、对竞争的偏好、危机意识，这些好的品质都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缺乏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比如无限制的欲望、缺乏耐心的行动、对外征服的野蛮心和野蛮手段也是我们所没有的。

《中国人的精神》1927法语版译者Gugliemo Ferrer[4]在序言里说辜鸿铭的“灵魂深处，认为欧美人是野蛮未开化的人类。[5]”其实是有很见地的。

斗争型西方文明的起源

地理起源

古希腊是由各城邦组成的，而城邦是被城墙所保护而抗拒大自然的，希腊人又依靠航海而发展经济，所以对古希腊人来说，人和自然是对抗，而不是和谐的关系。这是西方文明中人和自然之斗争的地理性起源。

完全不同于诞生于广袤陆地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东方两大文明的人口几乎全部是农民，他们必然也必须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中生存发展。

而大海好比脾气暴躁的父亲，让孩子又恐惧又仇恨，或许就是西方“俄狄浦斯仇父情结”的来源。而东方的大陆则更像温柔的母亲哺育并保护着她的孩子们。

哲学起源

西方文明的斗争特征也有其哲学性起源，因为西方文明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思想和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但这两种思想却是长期对抗的，因此西方文明的内核就是分裂的。

既不像印度文明只有一个印度教的宗教起源，也不像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人文思想起源，所以我们文明的内核本来就是凝聚的。

西方文明的斗争特征在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中达到极致。这是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反思了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斗争关系。

这部小说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象征人道主义的革命者郭万（Gauvain），另一个是象征大革命无情的革命领袖西穆尔丹（Cimourdain），雨果借助主人公郭万的表达来质问革命：“在绝对的革命之上有着绝对的人道主义。”[6]和“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扭曲人的本性吗？就是破坏家庭吗？就是为了泯灭人道吗？”[7]。但是这两个理念相反的主人公最终都死了，死亡意味着无解。

西方哲人如雨果也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类似革命与人道和传统之间，正义与利益之间等各种两难问题就成为西方文明核心中永恒的冲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今天民主制度下的平等与自由，多元文化与社会融合，反恐与酷刑逼供等等非常现实的难题都因为西方文明缺失中华圣王文明的中庸之道而得不到解决。

普世与多元

今天，西方文明依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明。它不仅由亨廷顿说的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也是其他诸如俄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一部分。

事实上，由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代表了现代文明，因此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因为现代西方文明代表的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无论各国学者和政府的态度如何，西方文明毫无疑问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我的看法同亨廷顿是不同的，尤其是其作为社会文明层面的民主模式，尽管有各种弊端，但确实是西方文明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中华文明没有领导世界时期最伟大的普世价值。

然而，西方文明本身是多元的，每个子文明都有其自身的进化节奏，他们的分歧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

比如法国文明和美国文明就有着极大的不同，法国的单一制国家和双首长制就更接近中华文明，而不是总统联邦制的美国文明。根据前面讲到的灵性文明，法国人对宗教的看法也更接近于世俗的中华文明，而不是基督教社会美国。

总的来看，尽管西方在持续衰弱，但西方文明将继续很糟糕地领导世界直到被一种能够创制更先进民主制度的文明所取代，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要共同复兴的，具有现代世界领导能力的，完成了民主化大转型的中华文明。而基于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人文民主模式将帮助复兴后的中华文明引领全人类的文明进步。

课后作业

为什么基督化中国不是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方式？基督化中国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关注“陶赟课堂”，努力成为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精英！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2008，1947，p. 6

[2]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Harold J. Berman，Law and revolu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First Printing Edition, May 18, 2004

[4] Gugliemo Ferrer（1871-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政论家，反法西斯主义者。《辜鸿铭文集》下卷，黄兴涛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p.155

[5] 同上，p.157

[6] 法语原文： Au-dessus de l’absolu révolutionnaire, il y a l’absolu humain.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Œuvres Complètes, Roman III, Robert Laffont, 1985, p.1033，作者译。

[7] 法语原文：Est-ce que donc que la révolution avait pour but de dénaturer l’homme ? Est-ce que pour briser la famille, est-ce pour étouffer l’humanité, qu’elle était faite ? 同上，p.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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