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2F1527871%2F20240307%2Fob_1a0071_.jpg)
错把官场权术当治国能力 - 袁世凯的土鳖认知打烂一手好牌
他以为他行，实际上却不行，可悲的是他不知道他的不行。
几乎所有学者研究袁世凯的时候，无论是批判他的，还是为他翻案的，都先认定了袁是一个有能力治国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设，他们把袁世凯在满清旧体制里玩弄权术的手段和经验，当作他可以在新时代里掌舵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认知实力和领导新共和中华的治国能力。
因为无知于自己的无知，袁自己也因为其认知局限而大大高估了自身应对新时代的能力，走向了必然的失败。
走新路穿旧鞋的失败
1912年的中国，面临着三大转型：
在政治上，要从旧专制向新共和转型；
在经济上，要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转型；
在精神和文化上，要从闭关锁国向全球视野转型。
新时代中国需要新时代政治家
袁世凯没有能力领导转型期的中国
拿破仑三世、袁世凯和孙文
现代政治家的知识
袁世凯
袁世凯出身于传统的旧教育体系，没有经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更不懂洋文。但是，相对其保守派的同僚而言，袁确实读过不少西洋作品的翻译版，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但远没有达到“现代政治家”的学识程度。
他对于现代化的制度和东西是完全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并不是系统性的。他投身洋务之目的只是要实现其在旧体制里的个人野心，从未有过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爱国雄心。
袁世凯也没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现代宪政理论，更没有完整的现代治国纲领，他只是专注于投机的一个权术家。他的特长只是“驭旧人”，而不会“治新国”，更谈不上从思想和文化上来引导中国人更新观念和复兴中华文明了。
对于处于过渡期的新共和，他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人才，但自己摆错了位置，过于贪心而颠倒了主辅，成为“穿旧鞋走新路”的失败典型，最终以悲剧收场，白白葬送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大好机遇。
孙文
而孙文则创制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还写出了《建国方略》，有一整套完整系统的让古老中国及其文明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纲领，包括了最重要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和平、渐进、务实的过渡方案。
在今天来看，所有成功且代价很小的民主化都符合这三阶段的规律。因为孙是经过了系统的传统中式教育和现代西式教育，通晓英文而能和世界直接对话的，游历了全球而熟知各国宪政优缺点和民主化历史的，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而且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博采中西之长而真正具有全球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之丘吉尔、拿破仑、戴高乐、华盛顿或林肯都更胜一筹，何况于袁乎？
某些字由派，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居然贬孙而捧袁为中华民国之国父，令人费解。如果我们再从现代政治家的标准出发，用早于袁半个世纪的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教育和知识结构来比照袁世凯，几乎可以说袁是“不学无术”之徒了。
拿破仑三世
首先，拿破仑三世能够讲四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也就是说，他能够直接学习和了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及其新思想、新观念，比如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流亡过美国，了解这个当时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情况。他还多次旅居英国，考察了当时最现代化也最全球化的国家，从经济到社会，都是他的研究科目，英国可以算是未掌权前的拿破仑三世的观察站。多年以后，他的很多工业化、城市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都源自其在英国的学习心得。
可以这么说，拿破仑三世清醒地知道对于农业国法国而言，“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这些拿破仑亲身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提炼过的领导现代国家的知识和能力，是袁世凯所没有的。可以说，也是绝大部分研究袁世凯的学者从未注意过的。
其次，拿破仑三世的知识结构非常完整，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的法国纯文人政治家。后者醉心于传统文学，言必希腊，以熟练使用拉丁语为傲。而拿破仑三世则更热衷于学习物理和化学等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实际问题。1840年政变失败后，他被法国政府软尽在一个堡垒中。期间，他不仅研读了包括《国富论》在内很多执政必读书，而且自己还写了一本针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进步主义著作《消除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该书1844年出版，风靡一时，为他赢得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男性公民普选-1848年法国总统大选（得票率74%！），打下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可以说，拿破仑三世不仅行了万里路，而且读了万卷书，更有全套自己的治国方案。比之权术家袁世凯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个级别呢！
中国的字由派学者，往往以为拿破仑三世的成功只是因为其姓氏，完全不知道其姓氏背后的几十年学习思考而积累的执政实力，他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元首。
这些字由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过分看重意识形态等“形而上”，而忽略了在工业化全球化时代领导国家所必须的“实学”。所以他们叫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民主，但却从未拿出一份完整且具体的政纲，且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局限。
再则，拿破仑三世视野广阔，具备国家发展的长远眼光，其政策紧跟时代的步伐。
最突出的两项：一是自由贸易，拿破仑三世在其任内和英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1860），废除了双方的原料和大部分农产品的关税。比照英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这份协议对法国而言，接近于2001年中国的入世协议。二是大力建设法国铁路网，在其统治结束时，法国拥有20000公里铁路，超过了英国的17800公里。19世纪的铁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胜于今日的高铁。这也是1912年孙文让位大总统后，希望专心建设中国铁路的原因。
现在很多黑孙的字由派，以孙的铁路计划过于宏大而讽刺其为“孙大炮”，反衬出他们自己是比拿破仑三世时代还落后的土鳖，和百年前的袁世凯一样无知。
国父的高瞻远瞩，水平不够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而能理解的，则必然是能推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精英。
国民政府元老陈立夫在其百岁之际，就谈到：“我是1924年留学期间在美国旧金山国民党总支部入党的，因为写硕士论文读到国父的实业计划暨建国方略而倾佩无已，从此自己的一生事业与祖国的强大紧紧联系在一起。”（《陈立夫访谈录》，2001，p.64）
最后，拿破仑三世是具有共和及社会主义观念的民主时代的政治家。他复披后马上就恢复了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废除的男性公民普选权。他为工人建立了法国最早的“廉租房”，还顶住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压力，给予了工人罢工权。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法国史学界称之为“自由帝国”（l’Empire libéral），因为有真正的选举，议会里也有真正的反对派，虽然人数很少。
而出身于满清旧制度的袁世凯则完全没有这些现代意识，所以前者复披成功而统治法国二十年，而他则很快一败涂地。
天下为公的价值观
袁世凯的私心太重，大于公心。
人无完人，都有私心，区别在于公私心的比例如何分配。洋务派都是满清旧体制里的旧官僚，也都有私心，但公心大于私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者不少，以左宗棠为典型。相对于左、曾、张、李等洋务前辈而言，袁是私心最重的一个。
他训练新军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晋升和掌握权斗之筹码，而不是有志于旧军队之现代化，包括以后改革军制、建立警察队伍等都是如此。他最终选择复披帝制，也是因为想自己做皇帝的私心。“君主立宪适合中国国情”之说，不过他从心理上自己欺骗自己的借口。所谓的“被蒙骗”，也都是他自己甘愿被欺骗的结果。
如果说袁世凯是个人权力野心大于领导国家之雄心，那么拿破仑三世则相反。
他从小就有效仿其伯父恢复法国荣耀的理想，其母也是从小就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来培养的，这就让他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对世界进步的把握和对人民诉求的理解。权力对他来说，更像是实现其雄心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
当然，由于其时代局限，他最终选择了帝制，毕竟在那个年代，共和政体是极少数。不过，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相对150年后的今日很多共和国而言，还是要更自由更民主，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帝制，因为有公投和定期选举，也有议会和反对派。
从根本上说，袁和拿两人在对待国家和个人利益上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定位。
袁是满清旧体制里的臣子，他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统一的，在王朝末期，甚至还是对立的。因为长期体制内为臣的袁，习惯性地从体制里谋私利，而不是为国家利益而奋斗。
但是，拿从小立志领导法国，作为君主，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基本上是统一的，甚至为了国家利益是可以牺牲掉个人利益的。在色当兵败被俘后，俾斯麦问他：“谁有谈判的权力？”拿破仑三世回答说：“现政府。”而不是“朕”。也就是说，为了法国的利益，被俘的拿破仑三世自己放弃了权力，以免被迫签下城下之盟。
国父孙文是践行和推广“天下为公”的国民楷模，自无需赘言。
走正道的行事逻辑
满清旧体制出身的袁世凯擅长的是权术而非实力，因此其行事逻辑是暴力和阴谋。最典型的就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一方面血星镇压革命军和残酷屠杀革命志士，另一方面要挟清廷，最终利用共和派的妥协，窃取了革命成果，继而复披帝制，彻底断送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民主化进程。
袁世凯的成功和失败及其以后带给中国的大悲剧，也可以说是以妥协派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咎由自取。
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推翻清廷的短期利益，居然昧着良心，去拥戴沾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投机分子-袁。要知道，袁不仅在南北谈判之前杀害革命志士，甚至在攻破颍州后屠尽剪了辫子的共和民众，而且在就任大总统后还杀害了武昌起义首义者张振武和方维。
妥协派罔顾正义，那么正义也就会惩罚他们。为了和平和减少伤亡，转型的成功离不开妥协，但背叛正义的妥协，绝对无法实现转型的目标，纵容袁这样的刽子手，摧毁了人类社会的正义体系，只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以利益而非正义来权衡，自以为理智的妥协，带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灾难。
我们可以说南北议和，只是中国版的慕尼黑协定。今日之中国字由派居然要捧袁为国父，良心何在？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进退曲折，但是要行正道，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天地有浩然正气，会惩罚曲中求，如百年前的中国人，也会帮助直中取，如百年后的中国人。孙文及其革命党，既行正义之事，就应该坚持到底。向袁妥协，无论是因为同志们的幼稚愚蠢，还是孙本人的委曲求全或无可奈何，都是错误的。
再来看拿破仑三世。他不是革命家，也不代表正义，也会玩权谋，但比之袁世凯要高明和正当得多了。他的成功主要靠其足以碾压同代文人政治家的执政实力。凭借这种降维打击力，拿破仑三世更偏好少暴力和阳谋。比如上台之前偏好流血更少的政变而不是伤亡惨重的武装革命，上台后则偏好通过政绩和全民公投来树立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不是恐怖专制镇压异己。
拿破仑三世1848年是赢得选举而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1851年12月政变后宣布恢复被二共国会废除的男性公民普选权，然后通过全民公决以92%的绝对多数批准了其政变的合法性。1852年11月赢得全民公决的97%支持其恢复帝制。1870年全民公决83%支持其改革。在执政二十年间，完成了法国的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改造；用“官方候选人”来实现民主化的过渡，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参选和当选国会议员；赦免并允许雨果等异议分子回国等等。
用拿破仑三世对比袁世凯，不是歌颂前者（复披帝制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而是要展开从思想观念到实际个人能力，以中西对比这样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分析袁世凯的决策和失败的宿命。无论从个人还是全民族来说，都要以史为鉴。
当历史进入了现代化工业化民主化的新时代，出身于满清旧体制的袁世凯，依然使用旧时代的权术、暴力、阴谋、专制等旧手段，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他自以为是的旧体制内的旧的成功经验反而成为他抓住新时代新机遇的大障碍。
不过，袁在生命最后的《撤销帝制令》里承认：“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说明其还有起码的羞耻心，不至于和其他独菜者一样遗臭万年。
对于袁世凯来说，如果还想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坛上发挥正面作用，甚至流芳百世，就必须要先认识自己的时代局限，再用新观念新知识来改造自己，与时俱进，然后才有可能翻新“会做官和懂治官”的旧经验来为新时代大变局做出特殊贡献。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袁世凯由没有可能和孙文合作？我们可以这样说，类似袁这样的满清旧体制内的洋务派旧官僚完全可以变成新共和的顶梁柱，但具体到袁世凯个人，几乎不可能，为什么？ 我们在接下来的《袁世凯和孙文可能合作吗？》一文中再讲。
思考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关注“陶赟课堂”，努力成为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精英！
/image%2F1527871%2F20250916%2Fob_b3dbed_.jpg)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