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孙文可能合作吗？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袁世凯有没有可能和孙文合作？我们可以这样说，类似袁这样的满清旧体制内的洋务派旧官僚完全可以变成新共和的顶梁柱，但具体到袁世凯个人，几乎不可能，为什么？

理论上的完美互补

袁世凯是出身于满清旧体制的洋务派，有旧制度下的执政经验，熟悉旧官场和旧人事，又有相当军政实力，这些优势是空降祖国的体制外海归孙文所没有的。因为，准确地来说，孙文的第一份公职就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但是，孙文出身传统儒家和西方现代教育双重背景，有着现代宪政理论和中国民主化方案，还有工业化和全球视野的实业发展计划，不仅通晓英文，还能直接用英文演讲著书向全世界做“中国民主化和招商引资大外宣”。这些领导新共和中国的执政能力，是袁世凯等任何满清旧官僚所没有的，而且也是整个旧中国包括了维新派所没有的。

所以，从第三者视角来理性分析，袁和孙两者具有近似完美的互补性。因为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既需要用现代化、民主化和国际视野来领导国家，也需要用这些新执政理念来改造的旧体制人员来继续服务人民。

为了让中国社会平稳地从旧满清过渡到新共和，不可能既推翻旧制度，又全面替换旧官吏。新思想必须取代旧观念，但新旧人员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袁世凯真正的历史大机遇，而且作为洋务派，他还是有一定的现代观念和世界观的，和孙沟通的障碍会比较小。

但是，历史的发展为什么和上述理性分析截然相反呢？因为袁和孙有着一大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个难以弥补的差距和一个无法改变的差别。

价值观冲突

首先是两者间的价值观冲突。

一个信专制，一个信民主，这是袁和孙最大的不同。一个谋私，一个天下为公，这是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一个迷信权术和阴谋，这是来自满清旧官场的生存法则。一个讲理想，走光明正道，这是开创新时代的道德力量。这是两者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

倘若孙为领导，袁作为旧体制的代表为辅，改造一些旧恶习，尚有合作空间。可惜，袁太贪心要做大，以邪而压正，逆历史潮流而动，很快就变成了千古罪人，而孙则被尊为国父，流芳百世。

巨大的认知差距

其次是两者巨大的认知差距。

虽然袁世凯是洋务派，但孙文是真正的海归派。两者在现代化、民主化和国际视野方面的认知和知识有着几个世代的差距。

除去两者的教育背景之外，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形成这种差距的客观原因。仅仅在时间安排上，体制外的海归孙，不仅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而且他有向全世界先进学习的条件。

另外，孙学习的是实打实的治国专业知识，而不是官场潜规则，他没有浪费时间。但是，满清体制内的旧官僚袁世凯就不可能有多少时间来学习新知识而提升自己，因为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花在了官场经营和权术上了。

袁的洋务知识不过是“知其然”，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知其所以然”。作为执行者，袁还可以当一个人才使用，但作为决策者，就是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了。

年龄差的先天悲剧

最后，两者的年龄差。

袁出生于1859年，比1866年的孙大了7岁。从理论上讲，大7岁就可以让袁看不上孙，是非常荒谬的分析。但在实践中，他们年龄差是两者无法合作的最关键因素。

无论中西方，年长者都是有些心理优势的，要其屈居年幼者之下多少有些难度。但是，袁和孙的7年之差，不是按加法算的，而是按乘法算的。7年，可以说7倍放大了他们在价值观和认知方面的不同。关键是自以为是改革派的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不认为自己在领导新共和中国方面会比孙文差。

袁世凯心理大概率是这样想的：“孙比我年轻，又没有体制内执政经验，他能管好体制内的旧人吗？我也有几个洋人当顾问，洋文我也听着耳熟。西洋的东西，我不仅懂，而且还训练成了西洋的新军。我办的洋务比他闹的革命还多。孙说的这些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孙，这个外来的和尚，念不好中国的经···”

诸如此类。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是盲目自信的资深体制内权臣错过大转型机遇而变成千古罪人的典型。

他不明白，时代变了，天下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不仅是政治运行的规则变了，而且治国理念和具体发展战略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袁完全没有领导现代化共和制国家的意识，其过去的旧经验反而成为他把握新机遇的大障碍。

无可替代的孙文

其实，袁世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其旧体制优势非其独有，而孙文之新理论和新纲领却是新共和中国不可或缺的。

孙文只要不操之过急，多几年耐心，历史转型的巨浪很快会吞没刚愎自用的袁世凯或其他任何野心大于能力的满清旧官僚的。上天最终会把机会留给孙文，因为他领导新共和中国的思想和能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也是这样证明的。

思考

假设袁世凯要抓住历史转型机遇而流芳百世，应该如何改造自己，怎么与共和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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