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文明正名”第四讲：亨廷顿错在哪了？何为正统中国及儒家

“陶赟课堂”核心课程《中华文明》有多个不同的系列，每个系列由若干讲座组成。这是第一个系列：“为中华文明正名”，针对百年来对中华文明种种抹黑而开设，是将来领导大转型的精英们的最重要的必修课。本系列共有六个讲座，今天是第四讲：亨廷顿错在哪了？何为正统中国及儒家？

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满清的中国是专制政体，这一观点影响了几乎全部的西方和东方学界，使得中华文明被彻底而相反地误读至今。而当代的亨廷顿对全球的学术和政治圈的影响也非常巨大，30多年来，其对儒家（即中华文明）的错误看法也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类对民主和中华文明的认识。误读儒家思想是今日人类文明持续堕落而找不到出路的根源之一。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责任算到他这个不懂中文的学者身上，而是要指出其错误，明确何为真正的儒家文明。如果要讲责任，那么最应该反省的是懂中文的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学者，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另外要强调一点，我们不能因亨廷顿对儒家的误读而否定其智慧。虽然西方学界乐于批判其著作不够学术标准，但亨廷顿确实是伟大而清醒且颇具远见的战略家，是西方罕见的理论联系了实践的学者，其著作《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都值得反复阅读。虽然前者基于其对儒家错误认识而展开的部分内容是错的，但其余部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而后者讲他熟悉的美国，错误极少，认识非常清醒，不仅对我们了解美国国运有价值，而且对我们未来历史大转型后的具体国策更有现实意义。我将在以后的核心课程会专门展开详细介绍。

亨廷顿对儒家谈得最多的作品是：Democracy’s Third Wave ? （1991）《民主的第三波》。我们就选它为代表，对其关于儒家和中国的主要错误观点进行学术批判。

该文有10个章节：The Role of External Force/ Snowballing/ Third Reverse Wave ?/ Obstacles to Democratization/ Culture/ Confucianism/ The East Asian Model / Islam/ The Limits of Cultural Obstacles/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关于儒家的观点集中在Confucianism开始的后半部分。下面是先摘录原文，然后批判。

“Almost no scholarly disagreement exists regard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as either undemocratic or antidemocratic. ”

“关于传统儒家思想是非民主的或者反民主的，学术界几乎没有任何分歧。”

这是学术界的客观事实，他说的没有错。但学术界的这个共识本身是错的。儒家的本质是民主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为民主而生，依赖民主执政，通过执政来推动民主进步，而进步的民主强化了儒家的国家哲学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从民主到民主的良性循环机制。学术界误读儒家有很多原因，我在前面的讲座里讲到过了比如“为中华文明正名”第二讲：中国为何被误读？今天再补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行分离的现行西方学术方法是无法正确理解儒家的。因为儒家是用于实践的思想体系，不是形而上的观念游戏。而儒家士大夫就是政治家（不是政客），儒家是要执政的，而不仅仅是做学问。所以，没有政治家的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方式根本无法理解儒家。

“Confucianism merged society and the state and provided no legitimacy for autonomous social institu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儒家将社会与国家合二为一，并未在国家层面上为自治的社会制度提供任何合法性。”

这是单向西方视角导致的认知错误。什么是单向视角的认知错误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就明白了。比如中国从未有法律强调政教分离，儒家经典中也没有提到政教分离，而台湾选举时，候选人还经常去各种庙里拜拜以吸引信众的选票。按西方视角来看，中国完全没有政教分离的观念，人民是否享有信仰自由就存在疑问了。但从中国视角来看，以上这一切都很自然，为啥？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的生而世俗的高阶文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享有信仰自由，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权政治，所以自然没有政教分离的斗争和观念。我们没有强调政教分离，不代表我们落后，反而代表了我们比西方更早进化到了世俗文明阶段。如果西方人或华人自由派不承认中华文明的这种先进性，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中华文明。

国家和社会之关系也是同理。中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之结构和关系是不同的。儒家是把国家融化在社会里。传统中国可说是有社会，而无国家，却有天下和天下之社会，因为天下大同并不是国家的大同，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之大同。这是儒家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重大理论进步，是人类的终极理想。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左右之争往往围绕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展开（国家干预社会的程度），而中华政治却是围绕着国家如何为社会服务而展开的。

因为在西方，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所以社会自治机构抗衡国家是西方待进化文明的固有思维。而在中华，社会本来就高于国家，正如道统高于法统一样，对于法统权力的制约自然有代表道统的士大夫群体承担。最高如宪法（儒家伦理）的解释权就不在国家，而在社会，在儒学大师那里。社会中的士大夫群体本来也是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并不需要如西方国家一样建立诸多的自治机构以外在形式对抗国家，而是士大夫集团的内在制约。比如在朝在野的相互制约等。至于社会自治机构抗衡国家之机构合法性的问题是西方待进化文明的历史问题。所谓合法性无非就是在西方国家，过去抗衡国家是不合法的，所以民主化要把这些行为和机构合法化。而在儒家文明里，因为社会高于国家，抗衡国家本来就是天理般的合法，所以并不需要重新强调合法性。

在满清部落专制政体中，儒家虽然进入了统治集团，但统治权始终在满人手里，因此并不在社会了，这是与中华传统政体完全相反的。所以经过满清等专制数百年的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才有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争。尤其是德俄系统东侵以来，传统社会彻底被剿灭，国家却垄断了一切。

所以，今日中国之问题，这并不是儒家导致的问题，反而是起源于对儒家传统的背叛。

“In the 1980s, Premier minister Lee Kwan Yew made the teaching and promulgation of Confucian values a high priority for his city-state and took vigorous measures to limit and suppress dissent and to prevent media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olicies. Singapore was thus an authoritarian Confucian anomaly among the wealth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在80 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儒家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播作为其城邦的首要任务，并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和压制异议，防止媒体批评政府及其政策。新加坡因此成为世界富裕国家中一个儒家威权主义的异类。”

亨廷顿的说法颠倒了因果。威权主义是传统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尤其是对于新建国家而言。比如拿破仑一世结束大革命的混乱，稳定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三世稳定普选制度，戴高乐稳定第五共和国，美军军管模式的威权主义稳定德日的民主化，印度尼赫鲁稳定新生的民主印度，凯末尔威权强行世俗化土耳其等。即使美国最初也是由华盛顿的威权稳固了美国（反对支援法国而同英国开战的多数）和民主政体（拒绝连任三届作为宪法性先例）。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不例外”而已。

新加坡迄今还没有摆脱威权主义的阴影恰恰是儒家文化不够发达之故。这和台湾正好成对比。儒家政体中，道统是要制约和领导法统的，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在新加坡，士大夫即现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远远没有台湾发达而有力量，无法对抗国家权力，所以新加坡就没有台湾更民主，因为儒家价值观在台湾更普及。

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持续至今是因为受到西方文明影响更大。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优先于重视共同体利益的儒家价值观，所以只能用源自西方的威权主义来压制同样源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因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造西方现行民主制度的程度。

“‘Confucian democracy’is clearl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t is unclear whether ‘Islamic democracy’also 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