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能力培训”第二讲：什么是建设性的专业能力？

“陶赟课堂”不仅是为专业人士开设的，也是为那些对中华民族充满了真挚的感情而希望从业余升级成专业的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的爱国者而开设的。

《民主大转型实践》是“陶赟课堂”核心课程之一。第一个系列“民主能力培训” 由六个讲座组成。第一讲：升级业余爱好到专业能力；第二讲：什么是建设性的专业能力？；第三讲：公民如何提高专业议政能力？；第四讲：非专业公民如何参与民主大转型设计？；第五讲：我在法国的第一场民主“竞选”实践；第六讲：普通人参与民主大转型该如何开始？

本文是第二讲：什么是建设性的专业能力？

建设性的核心在于对民主大转型事业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在讲为何促进意义之前，我们要先讲讲破坏性的几个表现。

第一个破坏性的表现就是为了刷个人存在感的“杠”和“怼”。

在公共议题讨论中，不管别人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们总是要找到最小的漏洞去放大来推翻对方整体的逻辑框架或有积极意义的方案。因为，天下没有完美的思想和方案，所以，总是找得到杠的理由的。这是他们极端的个性使然，他们天生反对一切，反对一切专业和权威，反对所有比他们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无论对错，无论是否对人民是否有利。他们要的不是民主，反对的也不是专制，他们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完善方案或追求自己认知的提高，只是为了刷其个人的存在感。但在现实的特殊情况下，他们往往以追求字由为名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干实事的，浪费一分钟在他们身上，都是对我们民主大转型事业的亵渎。及早发现这样个性的人，听任其自娱自乐，是减小其破坏性的最佳办法。我们要觉悟能觉悟的人，启蒙愿意接受启蒙的人，帮助从心底里深爱我们中华民族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人。

第二个破坏性的表现是缺乏基本自知而用业余来破坏专业性的建设。

前面讲的第一种破坏性是源于人的个性，这第二种则是源自其专业性的不足且无自知。在我们民主大转型事业中最典型的两大表现：一是鼓吹联邦制，二是要基督化中国。

前者因为受到美国联邦制的影响而推崇联邦制，却完全没有考虑中美两国历史发展和国情之不同。他们读过一些保守主义或鼓吹联邦制的文章，却从来没有研读过一本科班的宪法学教程，更加没有对联邦制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他们鼓吹联邦制的用心是好的，这点和第一类“刷存在感的破坏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他们的专业能力不足，导致其推荐的国体方案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实际需要。因为其人数众多，形成数量声势后，对我们民主大转型事业的实际破坏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因为他们水平业余却特别固执，又不愿意深入学习宪法学知识，所以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和其沟通，导致他们永远无法进步，也就无法在未来的大转型事业中发挥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这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损失，也是我们事业的损失。对于这样的认知不足以用理性专业知识来说服的人，我们也不应该直接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而应该建立我们更全球性的权威影响力。

他们是美国的崇拜者，那么当他们崇拜的美国精英崇拜我们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可以被改造过来了。当我们能够切实影响到美国政治和美国国运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业余性，然后我们再从他们中间已经觉悟了的人中，挑选可改造的人才为民主大转型事业所用。

至于鼓吹基督教的人，有一种信仰的执念，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宗教的狂热。信教可以字由，但要基督教化中国就是以宗教之名干涉世俗政治，是中世纪神权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们既不懂人吃人的西方宗教史，也不懂以反对神权主义起源的西方现代民主化历史。他们无限崇拜美国的新教，却不知道美国国父们都是信仰反传统新教的自然神论的世俗精英。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作为基督徒是业余的，而且作为民主的支持者也是业余的，作为美国文化的崇拜者，也是业余的。他们更加不明白，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世俗的人文文明，有多么领先于其他宗教起源的文明。

我们要尊重其信仰字由，但要根据民主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教分离原则，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严格限制其干涉世俗公共事务的违宪言行。我们绝不能让世俗5000年的中华文明毁于基督教神权主义者手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日人类社会日益进入这种宗教极端化的时代，能够拯救人类信仰危机的，只有依靠中华文明的人文信仰。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我们也是无法以理性来说服的。但是，如果他们中有人愿意认真读完以下五本英文原著，还是有可能走出其宗教狂热而加入到我们的民主大转型事业中的：

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1998

Matthew Stewart, Nature’s God : The Heret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Random House, 1954

Jacques Berlinerblau, How to be secular : a call to arms for religious freedom, first Mariner books edition, 2013.

第三个破坏性的表现就是专业人士的跨界蛊惑。

相对以上两者，这是对民主大转型事业破坏力最大的一种，因为破坏者是非民主政治类的其他行业的专家或知名人士，或者说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刚才我说过了，民主大转型事业要成功，必须要有专业研究、专业意见、专业讨论和专业方案。这些专业包括了政治学、法学、宗教学世俗化等相关专业，而不是文学、医学、绘画艺术等专业，如果历史学家本身没有政治学法学的专业背景，也不具有民主转型的专业能力。而目前中国的实际，就是非民主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讲太多错误的意见，错误引导了普通民众，推荐了错误的方案，对我们的事业形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比如某知名画家，丝毫没有政治学专业背景，也没有中西民主专业研究的经历，就一味贬低儒家、《论语》和中华传统文明。某知名历史学家，也没有上述民主相关专业的研究，就一味批判中国人无信仰，还居然长期为伊斯兰教站台。又如某知名作家，就是一个北京痞子，却始终用所谓的“妙语”抹黑中华传统，而从未踏实研究儒家文明。即使是法学家，也未必都有民主专业能力。还有某些知名历史学家，挖出各种材料抹黑孙文，吹捧北洋政府，他们没有政治学和西方民主化历史的专业背景，完全以一个没有政治能力也不懂当时中国之实际需要的跨界外行来博取流量，对我们的民主事业破坏极大。再比如某著名公知法学家，一味抹黑中华传统无法治精神，否定中华传统法学，其实本身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法学著作。我最近再次研究中华法系，发现几本好书，其作者都没有这些公知法学家出名，但他们实实在在的研究，对我们民族未来的大转型建设的意义极大。有志于大转型的中青年法学家可以看看此书，将来大有可为：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还有更著名某历史学家，被尊称为百科全书，他的用心和努力都是值得敬佩的。但一句“两千年秦制”和对儒家民主的否定，彻底扭转了他对民主大转型事业的积极影响。我们可以非常惋惜地说，他的思想传播，启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把他们都带到了失败的沟里。受其影响群体是否定中华传统人文民主的，不仅不能为大转型贡献力量，反而成为大转型的破坏力量。

这些喜欢跨界的专业人士，要么粉丝众多或德高望重，难以承认自己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知识不足，要么明知错误却为了流量故意胡说八道。基本上无法进行理性对话，也就无法为我们的事业贡献正面力量，很可惜也很无奈。过去时代的成名者，若非有世纪伟人的格局，是很难否定过去的自己而求新进步的。只有具有世纪伟人的格局，才能在一个大转型的大时代里抓住名垂青史的机遇。

下面我们再来讲建设性。首先，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只要在参与大转型事业中能够避免以上三种破坏性，就已经算是建设性了。

建设性依据专业能力的不同，参与性的不同，有三个层面。

最基础的层面就是围观者的建设性。

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无论是出力还是旁观，最基本的建设性就是要能力鼓励正在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主大转型努力实干的人。不要一上来就讽刺挖苦，就以某些现实局限来全面否定希望。比如以某某某某某某在，什么都别想。又如以人性本恶来否定一切对理想的坚持。又以中华文明是落后的，永远不能赶上西方或基督教文明等否定基于本国传统文明的方案。我们先不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单就这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努力的牢骚来说，都不是建设性的。建设性，就是要避免这种一味的打击，而要鼓励，要让大家看到希望。围观者，可以不出力，但不要出反力。

再高一点层面的建设性就是民主的业余爱好者用自身专业去弥补大转型专业人员的某些方面的知识不足。

大转型要求的专业很高，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法学等相关领域。但大转型有包括了各种专业的政策设计，比如教育、医疗、鼓励生育、经济等具体方面。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虽然没有政治学背景，而无法高屋建瓴地设计转型方案和教育政策的战略规划。但是他可以用自己几十年一线教育的工作经验来为政策设计者提供更为具体和细致的意见。当然，他要明白作为一线教师的专业特长在教书育人，在于理解学生，家长和教师，而不在制定具有全球化下民族竞争逻辑起点的长期教育战略。所以，认清自己的所长和贡献方式及角度，是提供这种建设性的专业能力的基本条件。反之，如果自以为是，以单项专业之基层视野逻辑来否定全球视野下的综合性专业设计，那就是对我们民主大转型视野的破坏了。

比如，我以前见过一篇文章，是一个著名三农学者为优秀乡镇基层干部得不到提升而呼吁的。其实，能够胜任乡镇工作并不代表能够胜任县市等更高层面的工作，因为其视野有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但是他们自己困于乡镇，并不知道自己的缺陷，所以忿忿不平。中国的一个县少则十多万，多则百万人口，相当于欧洲大国的一个省。没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如何能带领百万人发家致富，文化进步？我们应该做的是选择那些愿意再深造学习，愿意好好学习外语的基层干部，送出国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后再提拔。

又如，我曾经做个一个讲座，说到未来中国要建立更公平的新经济秩序。我说，论炒股票，巴菲特很强，论搞企业，很多企业家都很专业，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去建立新经济秩序，因为他们的赚钱能力是建立在既有经济秩序之约束条件下的。建立新经济秩序不是他们的专业，也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我们做中国未来政策设计的专业人士不同，设计新经济秩序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和能力。如果类似巴菲特或其他什么企业家要参与大转型事业，就不能以他们在旧经济秩序下的经验来否定我们建立新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要为完善这个任务提供他们能提供的经验。到了巴菲特这样层次，他能接触到全球顶级的政治家和经济领域的顶级管理者，是完全分得清两者专业性之差别的。反而是一些普通的中国金融业从业者搞不清，他们以为自己是金融行业了，就能懂得新旧经济秩序的不同了。如果他们要为大转型提供专业的建设性意见，应该从其实际工作入手，来完善房贷制度，或者参考发达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存款制度来设计我们的相应制度。

又如，作为医生的民主爱好者，能够提供建设性的专业意见，就在于根据其一线工作经验和地区经验，参与研究我们现有医疗体系的改革，比如如何分阶段地引入发达国家的私人医生和医学检查机构、公立医院和私立机构结合的医疗体系。他们可以提供医生的专业意见，而不是热衷于跨界去谈联邦制或其他非专业设计。

总之，民主大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任务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来完成。每个人根据其专业谋其专业建议，不跨界瞎指挥，就是建设性。

更高层面的建设性就是同等能力的专业人士参与大转型的设计中。

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圈层或者只差一个等级的圈层之间，还有相互辩论探讨的实际意义的。比如，我们和法国美国等发达民主国家的资深专业人士谈论民主制度改革就比和中国自由派谈论更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们不仅有百年以上民主经验，而且对现有民主制度的缺陷深有体会，他们迫切希望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革，所以我们能谈到一起。而中国的自由派没有任何民主实际经验，他们只是仰慕民主，自然无法发现西方现有民主的缺陷，他们迫切的是赶紧抄作业，所以对我改革西方民主的方案嗤之以鼻，以为是另类版本的大国崛起。作为西方民主膜拜者的他们和西方民主国家本身的资深专业人士对于我的观点看法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的大转型事业要进步，第一要鼓励专业人士之间多交流，尤其要和发达国家专业人士交流，因为国内懂民主的人士确实凤毛麟角；第二要培训更多的专业人士来扩大大转型事业的参与队伍，我们要培训虚心的，有自知之明的，也是志在长远的实干家；第三，要建立民主研究的国际专业权威性，来帮助国内那些全盘西化者来进步。

对于要进步的同仁，可以用谷歌搜索我的博客，博客上有推荐书目。

最后，我想对体制内专家来说一句，大转型的时代，要立足未来做研究。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做的很多方案，除了保经费饭碗之外，都没有建设性。做大事者，必有取舍，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有远谋则不图近利，方能建立在未来开创大事业的立身之本。

课后作业：从你的职业专业出发，对大转型政策提出一个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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