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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0-11-01

 

 

不是学术模式的书评,是我的私人读书笔记和大家分享。引号部分为原文,按先后顺序排列;——后为点评,红色部分是要点。

 

“因为中华世界有‘皇帝型权力结构’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中华世界的政治从无任何‘民意’可言。如今,台湾挣脱了从中华世界的这种传统束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体制。这不仅对中华世界的政治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对其政治秩序,也是一大挑战。”

——这是以现代民主在台湾实现来突出台湾文化已经“自成体系”:虽然台湾文化源自中华世界(他不愿意用中华文明这个词),这点是运用任何政治营销或学术辩护都毫无可能否认的,但已经不是中华文化了(因为中华文化里没有民主)。须知道没有文化的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只有建立了台湾本土文化,才有可能有独立的台湾国。(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只要有本土文化就可以独立)。所以,李必须抹黑中华文化,即使撒谎也再所不惜。从这点来看,就可以理解为何1989年,时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要挑起“素书楼事件”,迫使95岁高龄的钱穆搬家,一年后逝世。因为根据钱穆对中华文明的诠释:中国是有着古典宪政和民主传统的。 而这种对中华文明的定义就使得以台湾文化失去了以“民主”为标志区别于中华文化,按钱穆学说的逻辑,“台湾民主”应当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回归”而不是变异或创新。当然,对于李登辉的说辞可以这样批评,而对于陈水扁的居心似乎过于偏激,不能说陈存有让钱走路的动机,但多少有对钱的理论的敌视。陈是典型的台湾乡土贫农出身,聪明刻苦努力,但有些成长背景往往会在成年之后不经意的表现出来。至少,逼走95岁的老人非君子之所为。

 

“中华世界一向维持独特的皇帝型权力结构 民主化有言论自由,可以自由批判总统。这在原来的中华世界是无法想像的。”

——这些对中华文明自由传统的抹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李为代表的台湾独立派和中山鳥嶺雄表现出的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对中华文明深深的恐惧。因为他们不会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会不了解中华文明的自由传统,他们担心一旦这种自由传统得到复兴,那么一个民主的中国对日本和台湾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会表现得相当正面,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台湾的独立运动将毫无反抗力而崩溃。换句话说,他们恐惧的不是中国的专制,而是中国的民主。

当然,尽管可能性很小(李作为总统,即使本人的国学教育有限,也会有足够水平和数量的智囊),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有误,而这种误解恰恰是大陆百年(五四运动)来对“封建中国”的大肆批判而造成的,这样的因果渊源很耐人寻味。

 

——台湾独立首要文化的独立,文化独立就要去中华文明,因此要把中华文明扣上专制的帽子,把台湾文化封上民主的桂冠,从而使得两者完全在本质上分离。 如何分离呢?光有这样“胡说”的理论建构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是学术,李登辉是博士,但是农业博士,文化不是他的专业,所以他的这番说辞是无法得到学术认同的,因此台湾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分离工作甚至还没有达到起跑点。有一个例子很有趣:民进党的政论会命名为“华山论剑”,为何不用“阿里山论剑”呢? 分离谈何容易啊!

 

“当今日本的领导人最需要思考的,就是该以什么样的领导风格来主导亚洲的未来。遗憾的是,日本的首相却不具备领导风范,只知一味地为半世纪之前的事到处道歉。这实在不是亚洲之福。”(李登辉评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

——显然,李所希望的是日本与中国大陆之相互敌视的态度,这种敌视越久对台湾独立运动越有利。作为农业博士,显然他在文化领域的积累太肤浅了,日本文化不是一种领袖文化,无论从历史还是人文作品来看,都是一种“追随先进”的“精致复制”文化,就算不谈日本的历史罪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追随”型的文化怎么可能领导亚洲这么古老的大陆呢?

 

“台湾与中国的台海两岸关系,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明白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营造出让台湾有意愿进行统一的国家。倘若大陆是民主,自由富裕的国家,台湾民众自然会考虑统一。但由于现实与之相反,台湾的民心当然就越来越背离大陆,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大陆有相当大的变化,否则台湾将会继续维持现状吧。相信时间将站在台湾这一边。”

——这虽然是对的,但时间终将站在台湾这一边,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时间终将站在台湾利益最大化的一边,也不枉台湾人民这么多年来为民主自由所做的斗争和努力。台湾如果是自由的明灯,那她的光辉和它所照耀的时间和空间成正比。

 

——我们不应该一听到台湾独立就马上反对,应当去了解去理解这样的诉求。包括对香港本土运动的理解。面对现状,台湾香港能做什么?他们没有决定性的力量推动大陆的民主,何况大陆自己依然有那么多沉睡的人和总体上装睡的“精英阶级“,台湾香港人民的未来不能建立在一个他们自己无法掌控和把握的大陆民主化上,所以独立而与大陆彻底切割的诉求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自由的人是没有权利要求自由的人失去自由的。

 

 

我想用下面一段引文作为结尾,值得细细体会。

“或许我们可以说,司马辽太郎认为日本所失去的朴质民心,终于在台湾找到了。我想司马先生想说的是,他最后的心灵故乡是在台湾。”

——思考的关键词“朴质的民心”和“心灵故乡”。这样的真情流露究竟表达出了一种怎样的感情呢?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失去朴质的民心“,又使得司马辽太郎“最后的心灵故乡是在台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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