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集第四十八期
政客只对选民负责,普通的政治家对人民负责,优秀的政治家对历史负责,伟大的政治家对良心负责。
如果在关键问题上和主流意见有分歧,那么要坚持己见,永远坚持。在历史大变局的时刻,几乎所有在大变局定局前的主流意见都只是历史注脚。主流的意义是告诉人民什么是错误的道路。
大陆民主以后,恢复中华民国,必然是高富帅+智+勇,全球人民的共同偶像。
大陆民主以后,必然尽得台湾各界精英,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两岸是否政治统一,不应当作为首要要问题考虑。
个人预感,两岸的统一是建立在法律框架内的“偶像统一“。
即使不谈政治制度,两岸人民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实在太大,台湾人是传统中国人,而大陆人是黄俄人。其实,当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说,在台湾才找到了他 的心灵故乡时,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他说的不是台湾,而是日本文化里缺失的中华正源。
当代大陆巨富回乡当“士绅”是一种道德洗白行为。在今体制下成为巨富,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巨富,绝无可能身家清白。回乡建”功德“是用无法定义的”全民利益 “来买通“精确定义的同乡利益”,从而获得乡里的保护,预备对抗日后的司法正义。
用西方法学思想来看中国古代法律“无民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如同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的世俗化,认为中国人无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远远成熟于西方。中国古 代法律更多表现为刑法,恰恰说明中华古典宪政的”小政府“自由主义思想。
革命叙事”和其他历史学方法完全不同,是邪教和科学的差别。中国史研究中的所谓“革命叙事”其实是“宣传叙事“,是不能当历史学术来看的,”革命叙事“不是史学的方法,红色历史学家是批着历史学家外衣的五毛队伍。
下错一子,满盘皆输,再大的优势都会付之一炬。关键决策一定要慎重,尤其不要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中轻易做决策,阴沟里最容易翻船。所以要多反向思考,很庆幸没有选择中国学作为学术方向,不然在我这个年纪就是彻底失败的人生。
宋朝达到了中国古典宪政的顶峰,却亡于野蛮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为何如此先进的制度300年来居然产生不了一个雄主?
西方反恐的立法实际上是“天真的民主”面对恐怖主义的现实越来越“成熟”的过程。反恐战争是穆斯林的内战。
沾满了数千万汉人的鲜血,大兴文字狱屠戮文明,贵族世袭统治,对内专政对外卖国,居然有那么多人惋惜满清没有及时立宪,是要子子孙孙永做奴才吗?
反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是因为从战略上而言,现行反恐的措施都没有打击到恐怖主义发源的根本上。
善良的人们受不了那些残酷的战争画面,却被专制和极端分子杀死在流泪的睡梦里。
没有良知引导的自信,是无法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辩明方向的。臣服于传统权威带来的渺小,是看不到自由光芒的。
父母辛辛苦苦养大你,不是让你做权贵的盘中餐,脚下奴的。小孩子要一个男人做父亲,不是一个苦逼或奴才。
普通人计划生育,他们开枝散叶,子孙满堂把持朝纲,从基层到中央,从国企到私企。如果屌丝还梦想甜菊会带来机会,不如及早转世投胎。
和二代,三代保持距离,是将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基本道德准则。
中国民主化的成功需要梦之队,他们要比孙文+戴高乐+华盛顿等+甘地和尼赫鲁的组合还要强大。不然不足以应对巨变后的中国及世界态势。
学术本身没有错,学术有学术的要求,但学术和社会进步是两码事。伟大的中国民主化肯定不是学术出来的。所以要在学术研究和改造世界之间准确定位。
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大陆自由派都是由高学历知识精英组成的,但印度人成功了。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大党以甘地,尼赫鲁等为首多是律师出身。而律师是 实践中的法学家。所以今日律师团体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民主走向了一条接近成功的道路。
伟大的历史进程需要伟大的想像力,而想像力本身不是科学的。所以用科学研究方法指导的历史进程是不会成功的。
从中华民国的宪法出发,统一不需要借口,而台湾独立才需要借口。中国本来就是统一的,叛乱的是大陆,而不是台湾,要独立的是大陆,而不是台湾。
他们将给我们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陆,民主化后的社会重建工作远远比争取自由更困难。所以,年轻人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人权和自由的认识上,更要潜心研究具体的治理政策,后者是更重要的时代使命。
我不是反对科学的学术精神,相反科学在具体政策的决策中是根本。但是科学有其局限性。在重大历史变革的战略性决策中,学术科学是无能无能为力的,因为科学 基于严密的事实,但推动历史进步更多依靠信仰,智慧和毅力等无法精确计算或证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政治既是人性的,也是神性的。
反美的多数是软蛋,他们被俄毛子的虚张生势吓破了胆。
苏德战争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苏军对日作战更加不是。见过集体性大规模践踏战争法和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国家吗?俄国人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不合法更加不合理。他们要坐的是被告席。
没有反法联盟对法国大革命的镇压,拿破仑可能只是一个终身不得志的落草的科西嘉独立分子。巨人是敌人亲手制造的。
大陆对很多大陆人来说就像进化不完全却无法割去的尾巴。
毛式革命就是:鼓动社会中最恶的人以屠杀,迫害善良人的方式交纳投名状,并享有作恶的利益,从而使得最恶的人以最恶的手段成为维护最恶的制度的最忠诚的鹰 犬。在65年的社会”逆淘汰“中,社会伦理,正义,价值被全面颠覆。几乎所有N代都是”恶人“的后代,并继承了”恶“的血统。
汉字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这样的贡献是其他所有文明都没有能力承担的,这虽然是一种巧合,但却因为有了汉字的存在,才使得其他文明得以从神权统治的魔掌中解放出来。
以往民进党自己亲自出手攻击大陆政治制度,是卖苦力,且未必客观,如今让大陆政府自打耳光,且打得响亮,是使巧劲,而且非常客观。民进党终于从阿土伯开始转型了。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脉搏清楚,以自由人权反攻大陆,稳赚不赔:1.集聚大陆人气和支持力,无论民主以后,台湾民意如何变化,独立或不,始终掌握了相当大陆绿 粉;2. 若有机会登陆全国政坛,10年选战基础已建,不输国民党;3. 吃定大陆民主概率极低,以反面典型,打击国民党,促成台湾独立。
大陆民主概率是极低的,即使我认为从2022年开始。因为需要奇迹,而不是一般的历史规律。不过,正因为是奇迹,所以才够尽兴,不然最有天赋的那些家伙们是不屑于参加的。那么这个时代也太平庸无趣了。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苦逼”式的“革命”或“信仰”不足以吸引最杰出的年轻精英,所以民主化,既要足够戏剧,也要足够欢乐。这一代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视个人理想和社会大义为一体的。
大陆民主化,可以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会事半功百倍。
复国前后,中国需要世界上最棒的国际法专家。
无论他们多么反抗权力集团,反抗并不代表自视超越了反抗对象,比如暴动的底层群体。没有天然的凝固的超越权力集团气质的任何派别所指向的道路都是失败的道路。
翻开恐怖主义的现代历史,无论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算起,还是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算起,到今天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都和左派装逼犯密切相关。
无论以什么方式“亵渎”论语,佛经,道德经,都不会遭到死亡威胁。
对个体的国家赔偿需要细节化,可能有很多分歧意见。但是国家赔偿还可以用全民赔偿的形式来完成部分:比如前30年全民免交社保,后40年减半。这样既不从 法律上动摇个人对社保制度的必要责任,也可以把全体国民作为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
我倒是觉得儒家长期执政中华帝国,并不是因为以国家公权力削弱了其他学说的竞争力导致其“独秀”。而是,在漫长执政过程中,儒家吸收了其他学说的精华之 处,使得儒家在不断更新扩容的基础上有了持续的生命力。而且儒家执政团体内部是民主的,非世袭的,思想自由的,这和红色政权的结构完全不同。
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真的很怀疑“独尊儒术”对百家思想的摧残程度,治理一个国家,总要有个具有”执政地位“的政治学说,民主国家的政党竞争从本质 上而言就是政治学说的竞争。一个学说上台,并不意味着其他学说的灭绝,即使上台的学说有诸多推广的便利。万不能用”共产专制“的思路去比对。
如果把儒家单纯作为政治思潮看待,那么可以说“儒家党”长期执政中华帝国。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学说被列为非法,只是都“在野”而已。所以,真正的思想禁锢始于1949年。
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要加倍努力提高能力,未来若干年里,大陆现有的"精英阶层"将因无节操而整体性垮台,大家要勇于承担时代的责任。
儒家把教育放在首位是其所有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从百家争鸣的竞赛中最终胜出的根本原因。
1912年起中华民国开始派遣驻法国公使,1936年2月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顾维钧为第一任大使,法学博士,外交家,民国总理。1964年大陆第一任大使为黄镇,出身共军总政治部。现代历史:中法建交102年。
1964年,中国大陆那场3600万遇难者的人道灾难才过去没几年,戴高乐就承认了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应该是他生平最大的污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和庆祝的。
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使命,虽然个人偏好或条件会打破这种代际的责任分配,但总体上有着比较清晰的脉络。那么年轻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海外华人总觉得西方人歧视华人:”我们都那么有钱了,他们怎么还不尊重我们?” 。那不是歧视华人,那是歧视“金钱至上的等级观”。 那些因为要自由而被关在奇葩国牢里,几乎个个都是穷光蛋,西方人尊重得很呢。面对祖国沦丧专制,同胞失去自由而沉默,却甜菊专制而图利的华人,没有人有理 由尊重他们。
看到一些为海外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辩护的文章,都在回避一个事实:在奇葩国,素质越差赚钱越多,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基本如此。所以在能到法国旅游撒金的土豪群体中道德败坏者比例要比正常中国人群体高很多。
妥协是政客所为,只为了短期利益,印度应当从一开始就解决世俗化的问题,只要顶住最初几年就可以了。今天很多问题的来源并不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而是不彻底 民主(比如没有彻底世俗化和严格废除种姓制度)导致的。尼赫鲁更是个学者,而缺乏革命者的心跳,他做不到狠下决心,即使在他声望的顶峰。
印度独立时,没有人相信民主制度会持久,而印度成功了。国大党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从成立开始就以民主形式进行发展,斗争的现代政党,他的政权和枪杆子无 关,但却从未被枪杆子统治过。在国大党具有统治地位的前30年里,这种民主传统被深深刻入了印度,已经很难动摇了。政党及其领导层的出身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