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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第六十九期 150819-150930
用农业文明或海洋文明来区分东西方文明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陆文明和岛屿/城邦文明的区别。因为地理的多样性和人类活动范围大小对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大 陆文明里其实包含着城邦-岛屿-海洋文明的要素，这种地理的多样性直接催生出宽容-宗教多元且世俗；而广博的土地则孕育出天下的境界和格局。
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作为异议分子流亡了18年，期间他热衷于各类宗教和秘术，因为漫长的流亡需要精神上的信仰，为此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很多异议人士也皈依基 督教。但雨果只是吸收了各种宗教思想为己所用，形成了他独特的信仰模式，因为作为“共和国之父”的格局并不需要依赖某一教派而获得精神支持。
总结一下见不得我赞美中华文明的朋友们的共同点：虔诚的基督徒却不太明白神学和宗教，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却不太明白希腊和罗马，以及西方文明进化过程。另外 一些是由现在的悲剧而恨过去的文明，但不懂极权专制从来不是中华政体。还有一点：都认为我不懂且拒绝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不该出国而应留守曲阜。
老祖宗的后代里有几个败家子，把家产败了个精光，那些没有遗产可分却要背负家族债务的后代就诅咒祖先的弱智，憎恨家里的藏书和祖训是不值钱的垃圾。
革命是人类进步的心跳，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么，革命就永无可能告别。
“革命是一种幻象”。那是因为把法国大革命和共产革命都视为革命造成的错误。大革命和英美革命是革命，而共产革命，准确地说是反革命。因为前者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类的自由，后者完全相反。
中国人研究西方历史，就像一个百岁老人笑呵呵地看着20多岁的孩子讲述他的有趣经历。如果老人感到激动，那是看到了自己曾经年轻或童真的时代。
西方恐惧或迷恋革命，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太短，见识太少，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社会等级制度太固化了，而西方人在民主之前太不自由了。若干次小小的政权更替就吓坏了他们。
la rose est sans pourquoi fleuri parce qu’elle fleuri n’a souci d’elle-même, ne désire être vue . Angelus Silesius (1624--1677) 玫瑰花开没有理由, 花开皆因她开花, 不担心自己, 不图被观赏. - 生命如真相一样，开心是因为有我。
所谓奇迹：超牛逼+超幸运+超勤奋。
严格来说，只有秋瑾这样的女性才有资格被称为国母。
据说鱼的记忆力只有几秒，人不是 ，记不住是因为未曾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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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变局的时代里主流几乎都是失败流，例如清末的立宪派，例如89后的乐观派，例如目前的悲观派。作为极少数是一种幸运，完全不必为短期的孤单担忧，因为你们才是历史的主宰。形而上一点说，如果大变局时代的大多数是正确的，那“任谁都可以名留青史，史书早写烂了”。
社会分层并非出于特权、不平等或特意歧视，而是不同社会阶层很难有一个相互交流的起点。现代西方公民教育使得不同社会层次的公民有了基本的法律权利共识， 而中国古典教育使得人们有了基本的伦理和哲学共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使得共识越来越宽厚，另一方面让自身不努力的人淘汰在社会集体进步之外。
助人为快乐之本，启蒙为觉悟之始。但西方有谚语：自助者神助之。所以要帮助那些自身努力要求进步的人，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永远在初级问题上纠缠不休的人 身上。因为这不是善良，而是用去了本来可以更有效率帮助那些值得的人身上的时间，这是辜负了天赋和期待。
有些人是没得救的，他们命该如此，因为神让他们来警示世人，这是他们生命的意义。
人生短暂，生命宝贵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浪费时间在毫无进展的事情上是对神圣使命的背叛。神不会嘉奖你的善良，却会惩罚你的糊涂。
今天在图书馆看一本1965年出版的书：天文学家和上帝。书里有好多页都前后连页，没有裁开。图书管理员说我应该是第一个借阅这本书的人了。- 天文学家和上帝等了我半个世纪了
道德并不需要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但道德标准却可以用来评估不同的宗教。道德是宗教教义是否合乎道德规范的试金石。-- 贡斯当，新教教徒，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大师。- 简言之，任何教义违反了当代人类理性道德规范的宗教都应是当代的邪教。
国家并不擅长裁决精神领域的辩论，因此法院面对宗教团体指控亵渎宗教和伤害教徒荣誉的言论的案件时最好不要站在教徒的立场上去 “感受”，去保护他们所谓的荣誉。 因为这是反对政教分离政策的宗教团体利用民主法律来迫使国家放弃面对宗教的中立立场。在言论上对宗教的亵渎和异见是言论自由的重要部分。
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立法禁止：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但问题的核心是司法权是否可替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结论，并附带刑事惩戒？ 我个人以为不可，就像民主中国也不应该刑事处罚那些仅仅在言论上否认大饥荒的人，把他们当脑残就就足够了
西方穆斯林社团早已学会了利用民主制度本身来攻击他们的批评者。在“撒旦的诗篇”案中，穆斯林就以他们的宗教自由受威胁为由要求国家禁止作者批判伊斯兰教 的言论自由。一旦他们得逞，那么国家就会变成所有宗教或教派攻击其教内或教外异议者的工具，言论自由就荡然无存，社会就由各类极端宗教所控制。
二战前的纳粹是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的一种极端反抗，技术层面而言，希特勒上台是因为共产党反对和社会党合作导致纳粹成为第一大党的。随后，纳粹在全球 的“政治正确”-和平主义（反对任何战争和军事武装）的鼓励下发扬壮大。今日欧洲面临伊斯兰威胁，如果继续装逼，为抵抗绿化，纳粹会重演历史。
世俗化不仅仅指：国家不能用它垄断的暴力来强迫公民信或不信某宗教，而且是指：国家必须用它垄断的暴力来制止个人强迫他人信或不信某宗教. 从这点来看，目前世界无一个国家达到了世俗化的标准，因为后半条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
和瑞士不同，法国禁止按种族和宗教信仰公布罪犯的统计数字，这种以不歧视为名的装逼立法严重破坏公民的知情权，同时引起妖魔化某些特殊群体比如穆斯林或阿拉伯人的严重社会危害。另外，也粗暴剥夺了各群体自我改良的积极性。
绝大多数天才都被主流杀死了，活下来的是奇迹，活下来并颠覆主流的，只能是神给人类的礼物，因为上天实在不忍看着人类被主流赶尽杀绝。
在文明社会里碰到的大多数穆斯林是温和的，但据此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宗教就是脑残了。在大陆你能碰到的大多数党员也都是善良人，但共产主义吃人不吐骨头。
我和西方知识界主流关于民主进步的根本性区别在于： 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发展公民社会来监督或督促政府来推动民主进步，而我直截了当，要让更多无党派歧见的自由公民参选来替换已经僵化而毫无进步 可能的政治家和政客。
生命是如此得短暂，不管好人有没有好报，还是要活得问心无愧才好。
真相往往无法直面，以至于我们不敢去相信那美好幻象背后的丑恶。事实是需要勇气去认识的，而不仅仅是智慧。
又到人生和理想的十字路口，尼玛的，我总是希望能够安稳地连续执行既定规划几年，可是每年命运之神总要在最后时刻干预一下，指引我下一个具体的路径。生命 的动荡就像突如其来的神谕，让我既不知所措又心安理得。经历多了人会变得麻木，100个0.1的概率相乘就是我的人生。
中国的信仰模式是灵界民主制度，古代中国过于庞大，选举技术和科技条件不成熟而无法投票，所以到了现代，只要唤醒了传统中国的信仰起源，就自然有了现实世界的民主。
政治科学和伦理的分离不是西方对于政治学的理论进步，而是西方在列国环境下自保和竞争的必须选择。而在古典中国，两者的分离将直接导致一个超级帝国的崩溃，所以不分离也是现实的选择。
西方走过中国没有走过的路，中国也走过西方今天乃至未来数百年都未曾走过的路。汉语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例外，是神给俗世的礼物，也是人给天国的良药。
中华帝国是如此庞大，如果不是把道统置于法统之上，不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是根本无法统治的。其他文明的帝国没有实行如此人文主义的执政理念，所以一旦倒下就永远无法复兴。中国的改朝换代只是同一古典宪政下的政府更替。
一个社会其实最终不是被大多数人掌握进步或落后命运的，一个社会的质量完全掌握在极少数SB手里（各个阶层都有），而阶级对抗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极少数SB对本阶层的声誉的抹黑，而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相互仇视。
对现有总统制的批判是建立在一个美好的假设上的 : 希望有一个制度保障每个或大多数选出的总统都是足够英明的，或者大多数政府都是良好运作的。但实际上，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平庸者的天下，好制度的核 心不是否定这个普遍规律，而是可以在极少的真正的危机时刻选出伟人并推动变革。
如果这个时代不理解你，那么就创造一个理解你的时代。
过去的历史或悲剧或喜剧都像是为将来历史中的伟大时刻做铺垫，或为迎接一个英雄或魔鬼的到来。而英雄或魔鬼的时代，又为下一波奇迹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历史 如一场不断循环却永远新鲜的电影。洞悉历史需要某种心灵感应，所以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是神。
美国总统的选举模式并不被认为是民主的进步，我们视其为特例，是根据当时情势的被动选择。 - Pierre Rosanvallon 法兰西学院院士
魏玛宪法、经济危机等都不是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德国变成纳粹极权的关键是希特勒太牛逼，无人可敌。历史研究并不总是带出一种纯理性的或具有普遍意义的 结果，因为特殊人物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始终是决定性的。我认为法国二战失败的核心原因就是戴高乐没上台，法国教授也是点赞的。
在现代政党政治主宰的民主制度下，真正的三权分立或许是：人民、精英、领袖。
法兰西二共建立普选和总统直选，却被她的儿子-普选产生的拿破仑三世亲手埋葬。但正是后者把一个农业法国经过23年的稳定改革变成了现代工业国。二共对法国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让拿破仑三世当了总统，因为当时法国，除了他，还真没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意识的政治家。
人类对神和英雄的期待和憧憬是一种本能，因为英雄是他们自己无法爆发的小宇宙，而神是他们敬仰的前世。所以，任何对行政权的制度制约最终都是无效的，唯一能避免独裁的做法是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和自由精神。
如果不是具有一定中华文化的背景，如此广泛的阅读和学习是一定会走火入魔的。因为中华文化有着足够深厚的底蕴和包容性，才可以吸收那么多外来的思想而不错 乱，西方文明就缺乏这种开放性，所以他们非常难于从东方文明中获得新的灵感。混沌和精确文明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此。
有时一定要忍痛看着弱智的同志溺水而亡，因为他们往往会用尖锐的匕首刺穿你伸出的援手，甚至用尽全力拉你一起走向绝路。那是他们的命，神也无能为力。人民更需要成功者，而不仅仅是烈士。
台湾民粹化，香港自我矮化，大陆文革化，世界伊斯兰化。人类的悲剧无时不刻提醒那些还算清醒的头脑：一个极富挑战的时代到来了，人类文明还没到终结之时。
信任是在半信半疑之间选择信，忠诚是在忠诚可以变卖之时选择不卖，前者不是理性的选择，后者也不是。理性思考的选择，配不上信任和忠诚这么伟大而神圣的品质。
最不喜欢听到“当初要是听你就好了”，这不是一种态度改变，而是开启一个恶性循环。有些人命该如此，无法挽救。如同对台湾人和香港人说，你们的未来在于大 陆的民主化，无法切割的。他们不会信的，那是他们的命。所以，看开一点就好，不然上帝已死无数次了。
当代西方民主的根本弊端在于政党已经全面腐化且毫无内部改良可能，而民主进步的最大依靠-人民已经通过百年努力基本建立了公民意识。
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认为大革命就是暴力，其实他们完全不懂大革命史。大革命有两次革命，1789年是第一次，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是第二次，其恐怖统治 的根源在于完全切割了大革命和法国传统文明的联系。直到拿破仑一世上台后才把大革命引向传统和民主的结合模式。
中国历史有黑暗时代尤其在崖山之后。但通过全面抹黑秦统一后的中国史并不能带给中国真正的民主。因为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都建立在其传统文明的基础上。
反伊斯兰教的大多比支持伊斯兰教的更懂伊斯兰教和宗教，正如反共产主义者往往比共产主义者更理解共产主义。
最艰苦的路，其实是正确的路。尤其是在大历史的变动时期，没有人能看到未来，除了你和我。所有的指责或嘲笑或敬仰，在若干年后都化为一句感叹：这代人和他们的时代！
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是对中国民主化感兴趣，不过他们感兴趣的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转型。而这种可能性在真正熟悉中国的专家眼里是极小概率的。
法国的未来还在于法国的普通公民。他们比我们想象得更开放更有危机感，关键是他们有选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全民公投。
为何说未来百年内中国青年精英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在西方，即使对中国传统法学毫无认知也可以称为法学家，对中国古代宪政毫无认知也可以成为政治学家，而在 中国，你必须通晓东西方：你的专业领域，你的语言能力，你对东西方文明的整体认识，才能称之为“家”。
接纳难民和偷渡客的社会成本是所有人共同承担的，任何个人即使是接纳他们到自己家管吃管住不动用任何公共财政，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无论出于善意或无知 或其他任何原因，在此问题上必须尊重民主原则。任何人以个人道德倾向绑架全社会都是对民主和自由的亵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匹夫，不正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吗？ 这句话虽然出现的晚，但却足以总结数千年中华文明中对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定位。哪里有什么皇权崇拜？
中国人对皇权的崇拜？？？？？ 中华文明里道统历来高于法统，即使平民阶级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崇拜皇权或极权的是崖山之后的心灵上也亡国的奴隶。不要把奴隶当作中国人。
关于中华文明，最简单的可以看看钱穆，如果觉得不喜欢这个没留过洋的土鳖，那么看看标准的留美博士胡适也可以：中国的文艺复兴，外研社，2001. 如果连胡适都觉得土鳖而不够洋气，那，我就没话说了。
有些年轻人喜欢以语言表达反抗精神，图一时之快，但有时没有真正努力花时间去学习知识，这种是娱乐的方式。
人类社会最终要靠唯一的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来拯救，当然印度也会作出相当贡献。在人类觉醒之前，我们只能忍痛看着他们堕落而无能为力。
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女性，一般也不会退教的，她们只是认为伊斯兰教也应该男女平等。她们这种想法如同要求纳粹极权可以建立民主政体一样荒谬。
所谓难民问题都是伪问题，早先沙俄倒台的难民，当年东南亚的难民，东欧共产垮台后的难民，从来不是问题，人道主义是必须的。今天根本不是对人道主义的质疑，而是对人类文明危机的担忧，因为伊斯兰教和现代人类文明并不相融。
知识分子将再次成为人类文明的刽子手，如同那些为纳粹为共产极权辩护的前辈一样，他们视伊斯兰教为普通宗教而为邪恶思想辩护是对人类的犯罪，他们利用普通人的善良和无知为自己在累累白骨上建立了道德牌坊。
真理在强权手里的意思，不仅是说“歪理”在权力手里，而且真的真理也只能依靠权力才能得到公认。
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后果，因为恻隐之心而准备接受海上偷渡者的政策只会导致更多人葬身大海。除非接纳国愿意出动符合航行安全标准的船只去出发点迎接他们，并无限量接纳他们。不然就是鼓励他们走一条死亡率急高的路。
能静静地，如同修行一样读十年书，实在是一份难得的福分。每次读书有收获，都会觉得如此的幸福。
达赖，半个，最多算三分之二个中国智者，就把西方玩弄于股掌之间数十年，而大部分自由派居然还看不到中华文明的伟大。
事实上，达赖是有史以来对西方诠释中华文明最成功的一个。而西方以为他的智慧来自西藏文化，其实绝大部分不是，他是个比中国人更中华化的藏人。他在国际舞 台的成功证明的恰恰是其粉丝们所不理解的，甚至是痛恨的中华文明之普世性。
有一次碰到一个亚洲留学生，自称是极左派，非常憎恨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对我说“你根本不应该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听他们的演讲，了解他们，因为这样就 会被他们影响。”。其反对国民阵线的理由是：极右就是大资本家的代言人。- 单纯的憎恨会蒙蔽自己的理性，拒绝了解不能带来智慧。
蒋介石缺乏足够的哲学素养而无法领悟中华宗教和哲学的精妙，所以他无法依靠自身觉悟的力量来支撑他面对的巨大压力，皈依基督教，是他从外部求助力量的不得 已选择。但也正是如此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简言之，蒋介石的人格中缺乏内在的神性，从而无法统御一个天人合一的伟大文明。
因大革命而分裂的法国人出于各种的信仰，共和或君主；因民主而分裂的大陆人出于利益，人民的或自己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一段历史转折时期，有过那么 多社会“精英”为了捍卫自己眼前的而且随时会被夺走的个人利益，去献媚统治者的。历史是公平的，也是公正的，统治者会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唯一幸存的原生的不间断的文明是有伟大使命的，如果相信上帝或其他造物主，那么就应该想想为何神会创造并呵护着这个“唯一”。
30年内汉语将会是统治集团用语，而英语依然是最广泛的交流语言。
今天还存在汉学或汉学家的说法，证明了西方的无知，或者客气点说是滞后于人类智慧的进步。几乎每个正常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或多或少了解，至少并不陌生，而 西方人几乎和百年前一样，知识界和平民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几乎是一样的。只要复国，百年内西方根本无法和中国竞争。
年轻人应该把对这个体制的不满、愤怒转为学习的动力，把更多用于呐喊的时间用来学习，首要是学好英语。
废除现有的联合国体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匹夫即是2000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模式：古典的公民。改朝换代是执政党轮换，因为宪法没变，而如果作为中国公民的哲学共识：道德沦陷了， 就需要普通公民也站出来捍卫了。
20世纪初法国禁止教士担任公立学校教师的理由是：那些放弃了个人权利和听命于宗教权力的人没有权利担任教师。那些不自由的人没有资格教育自由的公民。类 比在古典中国的政治和教育的关系中，道统从来高于法统，因此知识分子集团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制约王权专制的古典公民和执政者。(直至宋亡)。
论文写完以后第一次跑了11公里，长跑也是冥想的时刻，尤其在跑友很少的傍晚，长长的森林大道上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生都可以是奇迹，只要你能听到神的声音。
英国人仇视法国大革命，抨击拿破仑为暴君，实际情况是在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国家已经不设立国教，不同宗教的教徒，天主教，新教乃至犹太教徒都享 有平等的公民权，而英国依然确立国教迫害非英国国教教徒，天主教徒的公民权要等到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后才被确认。
基督教本质上是政教分离的。但希腊罗马文明缺乏中华文明那种源自广袤大陆的强大的统御力，而罗马帝国也缺乏足够的人口基数来辐射（军事和文化）其核心文 明，所以只能利用基督教来提升欧洲蛮族的文明程度实现统治。基督化之于罗马本土是倒退，但至于欧洲是进步，政教合一最初是迫于时势。
法国弥补了我很多错过的岁月，还给了我未来的人生。那些真挚的感情，那些可以实现的梦想。
中华文明没有西方文明的输血不可能复兴，而西方文明没有中华文明的援手也不会再进步了。所谓人类文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认为中华文明对现有民主制度没有借鉴意义的基本上并不懂得西方民主制度，他们不懂希腊罗马时代，也不懂英国，不懂美国，不懂法国，他们不懂西方民主制度的 起源和演变，他们不懂西方政党历史，不懂竞选。他们只是知道那些纸面化的历史而已，甚至大半连历史常识都没有。
《美国的陪审团》这是关于陪审团制度的通俗读物，我推荐的第一原因是希望大家注意其叙事方式：西方人把他们最丑陋的历史当中是进步的参照物，来歌颂他们“伟大”的进步。而 西方粉们总喜欢揪住中华文明曾有的缺陷不放来证明他们祖先的愚昧。中国民主事业就在这种愚蠢而自卑的路线下从失败走向失败。
上帝是个玩偶，法学家们用它来装点自己的理论。
革命就是捍卫传统，因为革命是为了自由，而人类最初是自由的，革命是粉碎所有人类给自己的枷锁而奔向自由。
卢梭认为自然法的来源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内心情感，类似儒家的心学，即良知就是自然法。在卢梭之后的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有如此说法：良知是最高的法律。所以基于自然法渊源的人权的普世性不是西方之创见，而是人类的共性，东方甚至更早就有了论述。
中世纪的法律学说是教会代行上帝执法的理论工具，而文艺复兴时代相反，上帝成了推进法律学说人文化进步的工具，以上帝之名的改革。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借助上帝之名而确立。
英国人对法国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非议和恐惧带着岛国人特有的胆怯和谨慎，他们无法以大陆主人之博大胸怀和视野看到大革命至于人类进步的伟大意义。就像日本 人即使保留了最多的中华文明之精华，也无法以王者的心态领袖亚洲，除非他们与中国人融为一体。
西方的启蒙时代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它具有进步的意义，而是西方人对于宗教洗脑下愚昧的觉醒和反抗。它只是在经历了希腊罗马后千年脑残时代后的理性回归。这种 理性人文主义在中国早在汉初甚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立，相应的哲学共识和制度完善一直持续到了宋代末年，而被蒙元蛮族终结。
我明白自己的血是热的，也明白喜欢长距离游泳，喜欢自行车，喜欢长跑，喜欢马拉松，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在寂寞而无可奈何的漫漫长夜里可以维持一份热血，可以冷静地看着世界，好好研究未来的出路。
如果罗马帝国起，“国王不受制于法律” 代表了专制主义的重要特征，那么中华帝国从来不是专制帝国，因为一法统之上有道统，二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法定权利。所以西方古代从来没有人民执法无道昏君的 先例，而古代中国屡见不鲜，平民或诸侯的起义就是对暴君行使执法权，汤武革命是首例
汉语汉字对中华文明先进性的关键作用非常值得研究。汉字应是中华文明历来世俗化的根源，因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它本身具有实际意义而可以被“崇拜”，所以不需要像字母文字系统那样另造一个神来弥补字母文字的抽象性。
用西方的视角来批判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法即刑的概念是有道理的，但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西方在民主化之前是一个完全等级化的社会，教育权也是特权而不是全 民普及性的，因此西方不存在全民教化而德治的可能性。而中国古代教育是全民的，而道统高于法统，教育成为国家的最高责任，实体法的功能必然淡化。
1830年代的英国议会民主改革虽然还算以和平和法治程序完成的，但胜利是完全建立在暴力革命威胁旧制度和保守派的基础上的，是革命或改革的二选一。没有 人民的暴力威胁和事实力量存在，绝无可能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 统治阶级很贱。
1831年英国辉格党对议会进行全面民主改革，为保证法案通过，辉格党提请国王解散议会而重新选举。辉格党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托利党失守很多传统优 势选区。而许多即将失去选邑权的村镇也选出了改革派议员，他们到议会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投票取消自己的席位。--相信人民对民主进步的期待和决心。
和生物、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来比较，人类的历史如此的短暂，如昙花一现般的美丽，至于个人的生命实在是比刹那还短暂。所以，苟且于世实在对不起“来过”的机会。
外交是从他国历史文明的长河里聆听那些辉煌过，那些孤独许久的人民心中的呐喊。外交是对他国人民深深的爱，是建立在人类追求自由这个共同理想基础上的人类之间的感情，是歌颂他们那些失败的英雄，是讴歌他们英勇的反抗。大国的外交是帮助他们实现那些永恒的梦想。
基佐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 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 1640 年的革命要优越。-光荣革命的成功基础在于1640革命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风气，否则前者绝无可能成功。基佐因自身领导力不足而恐惧革命，他不是拿破仑 叔侄和戴高乐，他没能力统御不同政治派系而领导人民走在一条正确道路上。
中国保守主义者反对法国大革命是学习不够。他们只知道伯克反对大革命，却没有在以1789为中点了解先后几百年的法国史。伯克反对大革命是革命初期，他无 法预计大革命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从时间点上，伯克没有错。但2015年的人们回头再看大革命，如果和伯克一样的观点，那是愚蠢了。
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 1688 年的革命- Macaulay。 -- 这是典型的岛国边缘人的夜郎自大。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不彻底的革命断送了英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可能，英国革命领先法国革命整整100多年，却被后者永远地超 越了。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宣扬英国革命的是脑残。不仅仅因为英国革命远逊于法国革命的彻底性和普世性，更在于他们在伟大的中华文明基础上而宣扬落后的英国革命，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
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 99 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后代仍 然是国王，而我们将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国王那怕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 就要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后代的前途将被断送。”- 英国革命初期议会军的失败根源，幻想妥协的伪革命是死路，所以最终革命胜利要以查理一世的头颅为代价。
“如果旧制度只受到思想威胁的话，那么这对它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要使思想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人民的贫困，政治的腐败等现实社会的矛盾， 这才能使思想发挥作用。不过，也应该知道，只有思想才能激发人们起而行 动。”- D.Mornet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
跳楼肯定没有抗争有效，但大多数人都是胆怯的，选择跳楼而不是抗争是常态。启蒙的对象如果是头脑还不清晰的精英，比如17-18世纪法国之启蒙，那是有效 果的。如果启蒙的对象是平民，那是徒劳的，因为寄希望于平民是错误的。成功的思维方式是让平民寄希望于革命者，这是务实的态度，也是成功的保证.
进入下一个征程。不停歇的奋进是宿命，我认了。这一生的独行，是一个梦想的代价。上天很公平，她如给你一个奇迹，也就会拿走你正常的人生。习惯就好。
回到几十年前，我肯定是支持有穆斯林学生的大陆学校有清真特供的，这是对少数同胞的关怀。但在今天伊斯兰极端主义妄图统治世界的形势下，就绝对不能搞清真 特供。因为今天伊斯兰主义缺乏宽容精神，他们不会把清真特供当作是异教徒的关心，而是当作自己扩张的战绩。清真特供会加速他们自取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