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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导读
辜鸿铭（１８５７－１９２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矛盾的大师：虽然学贯中西，尤其是外语和外语传播能力极好，堪称中华近代史以来第一人，但却也是守旧的第一人，被无数人痛骂了百年直至今日。但是就传播效果和写作技巧来说，辜鸿铭是迄今为止对外弘扬中华文明的最杰出者。如果因为反对其人的政治观点而厌恶其作品，错过了学习机会则非中华复兴的君子们之所为。可以说，除了他的某些极端保守的政治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理念、生平、成功与失败中学到太多对今天我们的个人与国家进步都有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忽略的。
其矛盾粗看是个谜，也有很多解释，但就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忽略了两个核心原因：一是辜鸿铭并不完全懂得西方文明，他是一个跛脚的西方通，因为他并不懂得民主这一西方文明里最精华也最值得中华文明借鉴的内容。根本原因是他对法国文明的了解太浅太浅了，因为法国文明和美英德（当时）都有极大差异，而法国也是今日我们向西方学习中最被忽略也最被扭曲丑化的地方。二是辜鸿铭缺乏独当一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就丧失了理论落地的能力，这一方面是张之洞不会培养人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忽视自我培养的原因，这对我们今日如何塑造中华文明复兴的精英群体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的精神》是其晚年的作品，写作技术和智慧都炉火纯青，在国外的影响也最大，其错误的政治观点也最少，所以我选择它作为第二部必读书。
本导读按理解的逻辑性先后分为八部分：1.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背景；2. 辜鸿铭的理念；3. 辜鸿铭的生平；4. 书中的知识点；5. 作者的表达技巧；6. 质疑；7. 延伸阅读。 8. 《国际弘道模块》的作业。本导读介绍的是相当全面的读书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读书目标和兴趣有所取舍或增加。
注：1. 只有上下卷和页码而没有出处的引用均来自：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2. 标注（评传）的出处为：孔庆茂，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中国人的精神》另有单独的英汉电子版和在线文本，请自行查找。
1.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背景
“While I did not agree with many of the viewpoints put forth by the author, I found the book fascinating. The logic of his arguments was so interesting. I also recogni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and culture in which he lived. The book allowed me to learn a bit more about a very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philosopher.” – Dale Katezenon ，这是2013年10月11日在amazon.com 上该书英文纸质版已购者给予五星级的评论。
而该书在当时处于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欧洲社会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孔庆茂在《辜鸿铭评传》（ｐ１５７）中是这样描述的：
“随着德、英等欧洲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国内市场向国外扩张，向外掠夺殖民地过程中瓜分不均，矛盾愈来愈激化，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对欧洲文明，几乎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残酷的事实倒证明了辜鸿铭早就预言的“异日世界相争必烈，微中国礼教无以弭此祸”的话，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对辜鸿铭的关注。当时驻北京的西方人士关心时事，时常聚会讨论欧战的前景等问题，正担任着五国银行团翻译的辜鸿铭应邀向他们发表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分析了欧洲大战的原因，提出战争的出路--中国儒家文明拯救世界。他的主要演讲都围绕着这样的主题而阐发。而且在战争刚刚开始，德国节节胜利时，他大胆地预言：德国必败--在当时人们一般是不太相信的--然而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他的正确。这为辜鸿铭赢得了在西方的崇高声誉。
1915年4月，他把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书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名《春秋大义》或《原华》）。几乎同时史密斯（Oscar．A．H．Schmitz）将之译成德文，改题《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于次年在耶拿出版，遂即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几乎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东方人物。”
所以，该书的成功除了作者本身的水平之外，一战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原因。一般中国人缺乏对一战的切实感受，我这里补充两点信息帮助大家理解：首先一战是第一次工业化战争，肉体的人面对战争中的机器是非常脆弱，而欧洲高工业化程度导致了有更多的人力可以经过总动员被送上了战场（因为生产力提高可以有更多人脱产而去打仗），同时也就有更多人被消灭。比如按维基上的数据中国二战中军民伤亡按２０００万计算，占总人口３.８６％，其中军人约４百万，阵亡１３０多万。而一战四年中，德国总死亡２４７万，占总人口３.８２％，其中军人阵亡２００万。其短期内死亡数之高对参战国社会的心理打击巨大。其次战争开始之初，欧洲人根本没有预见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比如法国人以为到１９１４年底的圣诞，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因此，当战争处于越来越残酷却越来越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境地，西方社会陷入了绝望之中。而辜鸿铭的这部书是其在晚年时代思想相当成熟的作品，所以就给绝望中的西方人构筑了一个完美的人和社会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曾经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真的存在过2000年之久。对西方人而言，重点并不在于这种完美的真实性程度，而是在于其完美本身。因为本书代表了辜鸿铭的最高理念：中华文明指导下的西方乌托邦。
可惜，西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智慧，因为当时积弱的中国显然并没有能力帮助辜鸿铭来说服世界中华文明的伟大。这就是西方人既傲慢又愚蠢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学习外来文明的传统，尤其是向当时的弱势国家学习其文明中优点的品质。所以，本书院认为在今天中国国力日盛而西方日衰之时，西方也正需要从中华文明复兴中学习如何拯救他们自己。这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社会的责任，有教无类。至于西方各国愿不愿意学，那就让他们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吧：被历史淘汰或跟着中国人一起复兴。
2. 辜鸿铭的理念
我把辜鸿铭的理念分为四个层面：最高目标、学术方法、中华文明的实用性选择和弘道方式。大家不要以为辜的这些想法是狂妄而幼稚的，除了本节介绍的其学术方向之外，就其出身和经历而言，一切也都顺理成章的，我在作者生平部分的介绍里会讲清楚的。
最高目标：中华文明指导下的西方乌托邦。
他希望以普世主义的精神，用中华文明重新构造西方文明以实现理想中的大同天下。正如其在英译《中庸》序言（１９０６）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于中国古人的智慧的小册子，能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那些正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欧美人物更好地理解‘道’，形成较清晰深刻的道义感，抛弃以‘枪炮’和‘暴力’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做法，代之以道义，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在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守道义的力量，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付出的精力没有白费。”（下卷ｐ５１３）。而其德文版的《中国人的精神》里附录的法兰克福报评论里也说“他期待自己在德国精神中发挥指导作用、期待自己首次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综合。”（下卷ｐ１５４）
他的这种理念除了中华文明本身的普世精神之外，还和两个学术因素有关：一是其英国导师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有关：“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他又说：“人类的一线希望，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评传ｐ３７）。二是和他特别推崇德国的歌德有关，而歌德是提倡世界文学的。
另外，从根本上说他不是留学西方的中国人，他本来就是西方人（１０－２4岁在西方生活和求学，之前没有受到过国学教育，连汉语都说不好），所以从学术而言，中华文明不是他的根基，而是他作为西方学者的拿来主义之功用。这是他和胡适的最大区别，胡适的学术主要是对内的，是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的，而辜则主要对外的（其实就他这个西方人而言反而是对“他的内”），是用中华文明来改造西方文明的。
所以，把辜鸿铭对中华传统的维护演绎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只是历代守旧派的政治需要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辜鸿铭不是中国学者，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世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
学术方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智慧和直觉、二是中西对比。
智慧和直觉是被排斥在现行学术方法之外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被无数愚蠢的专家“理智”地破坏着。因为智慧和直觉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思考或实践基础上的果实，而非逻辑严密的学术推理，只有如孙文、戴高乐这样创造历史的伟人才会切实体会其重要性。中国精英有智慧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了，法国精英愚蠢所以亡国于纳粹。辜鸿铭之幸运在于当时世界上太缺乏能够横跨中西的学者，所以才有那些声望。而他自己也很清楚，比如其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的日本演讲集里就有一段自述中：“我要向读者声明一下，那就是我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学者。不错，我是精通多门外国语言，但仅靠这个是够不上学者资格的。不言自明，所谓学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物十分地精通。”（下卷ｐ３１１）。而英国大作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毛姆的辜鸿铭访问记》里洞察到：“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着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要把他的直觉所以为对的东西造成合理的。”（下卷ｐ５９７）
中西对比是他最宝贵的贡献，遍及了他所有的著作。同时也是坚定了以上他最高理念的学术根据，因为只有懂得西方文明才明白中华文明之优势。今日那些抹黑中华文明的，无论他们英文多好，生活在西方多久，在国内和西方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其实都不懂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的实用性选择：孔孟思想。
“在六经子史中，他并不是均等用力，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他的取舍全以孔孟思想为依据，侧重“通经致用”。在六经中，他取《易经》、《春秋》为重点。因为本诸其师卡莱尔观点，《周易》是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依据。《春秋》是中国国民的精神之所在，是明义利之分、尊王之旨的圭臬。“四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政教观念，尤以《中庸》、《论语》为关键。”（评传ｐ６１）。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和《论语》的大力推崇。这种选取其实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的实用主义，他并不为单纯的国学好奇心去研究，而是要在中华文明里找到西方困境的解决方案。所以，他对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之类的并不感兴趣，因为和孔孟之道的务实性相比，后者离实务太远了。这种针对社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而做学问的精神恰恰是今天全球学术界最缺乏的，学者几乎都成了“学术癖”。
但是，实用主义却并没有给他真正带来其理论在中国或西方的落地化，究其原因是他的学习的方法不对。他虽然是抱定实用主义的目标去选择的，但在学习中却又是抱着西方错误的学术方法而学的。“辜鸿铭对此大为欣赏，并引申出“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评传p66）这是他没能理解中华的学术方法。西方学术研究中强调“不要带着今日之问题去找历史的答案”以为客观，但是太史公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要求研究时也须带着今日之疑问。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等实务是角色分离的，即知行分离的，所以在学术研究时并不考虑理论如何联系实际。他不懂其谬误而引用为中学之方法论，所以最终无法审时度势的学以致用是他受到西方方法论的毒害。他的选对了内容，却没学好内容。今天公知们也是如此上了西方的当，他们学民主自由法制是选对了，却没学好，因为学习方法不对。
所以，本书院既以复兴中华的实务为己任，自然不能与现行学术标准（因为现行的无论中西都是西方标准）为伍了，我们不培养作为失败者面向的辜鸿铭，而是要把具有辜鸿铭天资的人培养成真正能成就伟业的人物。
弘道方式：以西方传播方式弘道。
中西对比是一个主要方式，在著作中引用西方经典来解释中华文明是他惯用的手法。比如“孔子就是希伯来人的出身，具有希伯来种族强烈的情感天性，同时接受了好的理智教育，具有希腊文明所能给予的好的理智修养。事实上，正如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会认识到伟大的歌德所具有的完美的人性，是欧洲文明产生的真正的欧洲人，正如中国人认识到孔子具有完美的人性一样，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真正中国人。”（下卷《中国人的精神》p28）。而在中西对比之前，他往往喜欢先讲西方来吸引读者，比如他在书或文章前的引用语，更多是西方的如歌德之言，而不是中国的。事实上看他的书，与其说是懂英文的中国人写中国，不如说是西方汉学家写中国。
3. 辜鸿铭的生平-矛盾的一生
就其在国外的声望而言，辜鸿铭是成功者，但在国内是失败者，因为其保守理念与当时中国之进步渴望不符；他具有罕见的天赋和学识却没有能学以致用；他本质上是西方人，却以鼓吹旧中华文明为己任。这些矛盾完全可以从其生平中得到解释，同时也给今日之我们宝贵异常的启示。
辜鸿铭（1857-1928）在1911辛亥革命之前（他53岁）是我要分析的重点，因为其人早已成熟定型。以下是几个关键时间点：1857年出生今日马来西亚槟城，其父系为华人贵族，其母为西洋人，因此他是有着高鼻梁和蓝眼睛的混血儿。1867年10岁随着养父-英国牧师富豪布朗抵达英国，开始长达14年的英国贵族子弟的学习生涯。10岁之前未受国学教育，汉语都很差。在英国和德国学习时间较长，主攻哲学和文学，未见其系统地学过政治学。在法国也学过一段时间，但很短（大约在1877-1878年间），几乎不了解法国主流文明，比如他经常提到的法国诗人Pierre-Jean de Béranger和Joseph Joubert都不是主流文人。从文献中也未发现他有阅读过雨果或托克维尔等19世纪法国文明标志性人物的作品。1881年在新加坡遇见清政府体制内政治新星马建忠，受其影响开始学习国学并立志回国发展。1885-1905年担任张之洞幕僚，主要是外文秘书工作，20年间没有独立任职工作过。1905-1907任职上海黄埔疏浚局中方总，年近50才第一次独立任职。1908年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1910年辞职后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辛亥革命后因反对革命引发众怒而辞职。下面我们重点根据以上出身和经历来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他为何批判西方，是因为其在西方十多年受到歧视后的反抗吗？
不是，这种理解是以中国人的心态来看他这个西方人了。或有西方对他的一些言行不理解，但不至于到激起其反抗的歧视程度。这些论调是受到当代爱国主义宣传而扭曲的观点。因为他外貌上就和普通中国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生于华人贵族家庭，养于英国贵族家庭，在贵族学校读书，他就是一个西方贵族子弟出身的西方学者。所以即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他的社交圈内要遭到歧视非常罕见。与其说他批判西方是爱国主义的反抗，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的激励，因为他10-24岁都在西方，生活又很优越，其对西方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如果说有歧视存在的话，也决不是在其青年时代的西方，而是在其回到中国之后。因为在西方时期，那些会歧视他的西方屌丝根本进不了他的贵族和高知的社交圈。而回到中国以后，他就失去了西方的社交圈变成了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人的一员了，那些混迹于清朝的西方屌丝才会歧视他的机会。即便如此，也不至于激起他更多的民族主义反抗，他一个贵族怎么可能和屌丝多计较呢？他对西方的批判和对中国人民的维护在本质上与法国大文豪雨果批判英法两个流氓洗劫圆明园没什么两样，更多地是出于人道和公正的普世理念。
他欲以中华文明改造西方文明是无知的狂妄吗？
当然不是。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学术理由之外，他的“恩公”（推测可能是其英国养父）要求他学通中西以拯救人类（评传p37）。他天赋极高，家世好，导师又牛逼，自然不是西方人看轻他，而是他反过来看轻西方人。尤其是当回到中国以后又精通了中华文明，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学贯中西的西方人，当然觉得更有资格指点“故乡”西方的江山了，因为那些不懂中国的西方人在他眼里不就是井底之蛙吗？所以他的“狂妄”是以学问打底的，而改造西方是他西方的“家传”和“师传”的使命。简单比较一下他和胡适、林语堂就更加说明问题了。胡适家世没有他好，少年时代也没有在西方贵族圈生长，作为普通中国人留美而已，自然不会有他那样俯视西方的视角，所以胡适只会想到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而想不到中华文明也可以改造西方的。而林语堂出身于华人牧师家庭，相对胡适就少了民族独立性，因为中华文明是原生的世俗文明，最高等宗教信仰模式。所以无论其英文作品多么畅销美国，终其一生也就是西方人的秘书层次。所以，《中国人的精神》1927法语版译者在序言里说辜鸿铭：“在他的灵魂深处，认为欧美人是野蛮未开化的人类。”（下卷p157） 像拥有辜鸿铭这样普世贵族气质的中国人，在他去世以后，还没有一人登上历史舞台呢。我倒是希望本书院能培养出几个来，大家一起努力啊！
他为何拒绝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维护满清专制政府？仅仅是因为他保守吗？
首先，他是西方人，因此没有国内汉人那种刻骨的“驱除鞑虏”的祖传心愿。回国后又长期在张之洞的保护下得享满清体制内的好处，也不出仕，所以受不到满汉矛盾的体会，满人和汉人对他这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中国人，尤其是共同面对西方人时。其次，我们对比他那个时代的中西方社会之进步来看，西方正出于野蛮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和文明越来越衰退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再弱再受欺负，却是一个从社会到人全面且不断向上进步的趋势，因此他一方面为祖国的进步而自豪，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进步会在将来产生和今日西方一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西方化又有何意义呢？所以最后，他维护的不是满人和清王朝，而是他以为的尊王传统，后者对他而言就是“民主”：“合理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既不是人民政治也不是为民政治，更不是依靠百姓而成立的政府，而是自然产生的对权威的尊崇”（下卷p315）、“我们东方文明中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也就是拥戴有德君子之治。”（下卷p320）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他其实并不懂民主。而民主恰好是西方文明中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所以当他学完了中华文明之后，对照他学习了的缺失了民主的西方文明，自然就得出西方化没啥意义的结论来了。因此，用文化保守主义来解释他的复古只回答了一半。因为没有民主的西方文明确实比中华文明low了太多了。这对于所有今日在西方学习的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学习西方什么专业，只要没学好西方民主，其他的就中华文明复兴的总目标而言等于白学，甚至是对中国发展负面的，辜鸿铭就是最好的警示。
他为何不懂西方真正的民主呢？
这是他所有矛盾乃至失败人生的关键所在。首先是他的西方知识结构不完整，他懂得英国和德国文明，但几乎不懂得法国主流文明。从上文中的学习经历就看出来了，但是恰恰是法国文明才是西方民主文明的核心代表，法国民主在大革命以后一直领先，他却没有学。而在英国，虽然有着自由主义传统，但其导师却是反民主的英雄崇拜论者“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历史的发展就决定于伟人的意志，伟人是贯彻天命的使者。…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众，只是群氓，应该统一服从于真正英雄的意志。所谓天赋的自由、人权应当以英雄的崇拜与服从为前提，反之，如果每一个人都以天赋人权与自由为理由行事，这个世界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这些内容，都为辜鸿铭所接受，形成他定型的思想。”（评传p47）而德国当时是君主制，德国的自由主义要比英法都落后几代人“法国革命被等同于启蒙运动原则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反抗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运动也被等同于反对革命。因此，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代表政治反对和保守的民族主义。…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特征始终是对民主共和思想感情的敌视”（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 1987，p63-64）。所以英国和德国并没有教给他民主，而是反民主，而民主的法国文明他却没有学。这点就像不懂法语的英美留学的公知一样，或以英美民主之失败推测法国民主也当然不行从而反对西方民主，或以英美民主为民主的唯一标准要么来推销内阁制要么推销联邦制，全然不理会法国民主的先进性。其次他在西方14年因为年轻一直在学校而不是社会，所以无法由社会实践中得到民主的知识，更无法加入到西方人民当时争取民主进步的伟大斗争中。最后他天赋太高而少年得志，自以为懂了缺失了民主的西方文明后，就不再深入学习了。如果他有心，即使回国后也有足够时间学习法国民主，但是从各种资料来看，未见其补课的情况。
所以我在研究其生平的时候非常感慨，如果他能够在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父”雨果等共和派有交往，亦或读一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懂得了民主和共和的真谛，凭他的天资、面对西方的格局、家世和各种资源、国际公关游说能力、其成就未必低于国父孙文，至少也可与黄兴、宋教仁比肩，对中国的贡献远比今日巨大百倍。另外，如果张之洞能够放手让他在青年时期出仕独立干点实事，只要多摔几个不掉脑袋的跟斗，他也就会切实知道清政府旧体制的固有问题而投向西方文明中的民主来求解了。但是张之洞爱才用才护才，却不会培养人才，他50岁才独立出仕，那时人早已成型难以重塑了。他的养父对他真的很好，他的导师也很有水平，上级领导也很宠他，但是他就偏偏没有一个能与其极高天赋和学问相配的老师，人生际遇就只能如此了，中华之大遗憾啊！
最后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对人的塑造非常重要，就是历史学的教育。因为读史可以有务实的大局观和奋进中的平常心，因为历史的波澜起伏啊，多读历史的人心自然会更从容。在年少时读历史，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自己就是童年读史出身，深有体会。辜鸿铭的悲剧就在于他少年时期并没有读历史，更没有读足够丰富跌宕起伏且死去活来的中国史，所以就缺乏对历史大潮的掌握。他不懂得中华文明先要在乱世中生存而后图发展，也不明白用中华文明拯救世界必须在拯救西方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取代西方民主。这点在今天西方民主“完蛋”了的时刻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中华文明应该如何促进西方文明的进步？又如何利用被中华文明改造后的西方文明呢？
总之，辜鸿铭对今日之少年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天才因培养模式有误而错失创造伟业之历史大机遇的警示，对今日爱才之中国为师者而言是一个惜才却毁才的深刻教训。
4. 书中的知识点：
《中国人的精神》主要是向老外介绍的中华文明，所以有很多知识点的传播对象是老外，我这里列举的是从中国人角度来看的。
一是基本的知识。比如如何研究一种文明和民族的方法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文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t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表明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下卷p5）还记得余英时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吧，就是同样的意思。还有“你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民族理想（national ideals）。如果有人要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去研究该民族的民族文学，从民族文学中，既能窥见他们最美好最高妙的特性，也能看到他们最糟糕的性格方面。因此应吸引那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注意的对象之一，便是该国人民正统权威的民族文学。”（下卷p126）“national ideals”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值得仿佛诵读：人可以low到没有理想而苟活，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民族就失去了灵魂，是绝望的，比亡国更糟糕。如果从气质角度看汉民族理想，莫过于读中国的诗歌。但如果要了解中国最底层的或整体的社会，莫过于读当时的流行戏曲和小说。但是前者是民族的灵魂，因为它们是隽永的，是一个民族的教育精英塑造国民的标准，而后者大多是流动的，随风而逝的。它们往往代表了自甘堕落的民众对精英理想的反抗。余英时说毛的成功在于他通过阅读当时的通俗小说了解了社会边缘人是不无道理的。但这种成功却不属于中华民族灵魂的，不可能隽永，到最后中国人依然会把屈原看得比毛更伟大。还有一个知识点是关于宗教的“在现代欧洲，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哲学满足了人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灵的渴望。”（下卷p36）。正如冯友兰所说的，人最终需要哲学化的。法国哲学家Simon Joseph Théodore Jouffroy (1796-1842) 也说过:«la philosophie sera la religion du monde vieilli, comme la religion a été la philosophie du monde enfant.» （哲学将是旧世界的宗教，正如宗教曾经是孩提世界的哲学）。辜鸿铭过于看轻西方宗教文明是因为他并没有研习法国的世俗化哲学，后者是遥遥领先于西方其他文明的。在此之后书中还有大段关于宗教的论述。作为一个宗教学者，我可以说辜鸿铭的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领先整个西方学术界，因为后者中绝大部分不懂中国的宗教理念。
二是可以由此延伸研究的向导类知识。比如关于孔子兴起儒学之历史意义的解释“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因此，在儒学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孔子自己曾说：“知我者其为《春秋》乎？”当我对此加以解释之后，诸位就会明白儒学何以能像宗教那样给人安全感和永恒感。”（下卷p40起）这个延伸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比如很多中国基督徒推崇用基督教来皈依穆斯林而抵制伊斯兰化，这种想法或在落后的西方文明里是有必要的，但在中华文明里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有现成的抵抗邪教的最高等人文思想，又何必借助传统教会宗教之手呢？
三是可以结合自己过去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比如“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下卷p21）这对我们理解秦统一中国的意义非常有帮助。统一的帝国才是和平的保证，比如奥匈帝国和现代欧盟。秦统一中国的重大意义在于和平。至于帝国的统一方式及其政体在今日人类社会，当然应该是民主的。辜鸿铭这种充满智慧的表达方式完美地解释了“为何中国也有战乱？”，而且一语道破全部西方历史。但是这句完全不符合西方学术标准，是不能写在任何学术论文里的。大家应该明白为何本书院要和这样的标准保持距离了吧，因为这是一个培养弱智而敌视智慧的标准，白左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的。
四是马上可以学以致用的。比如前文“一基本的知识”中讲到研究文明的方法，这对于有此学业和职业需要的读者而言就是实用的。又如他说“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下卷p99）这充分解释了为何自教育普及和识字率提高后文明质量反而是下降的。因为商业大众文化的流行挤压了高贵文化的生存空间，一个热衷于侦探小说的社会和另一个推崇唐诗宋词的社会的文明程度能一样吗？这个现代社会的弊病西方文明是解决不了的，非用中华文明之“内圣外王”重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能补救。这就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现实意义和做法。
5. 作者的表达技巧；
我把他的书列入《国际弘道模块》，所以我们要研究他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成功之道。比如《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特别走红和他如下的表述有关：“我认为作为欧洲现代文明合法的、正统的保护人德意志民族，目前要想不被毁灭并试图挽救欧洲文明，就必须设法克服那种对不义所抱的狂热、偏激、冷酷、刻毒和无节制的仇恨。因为这种仇恨导致了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而这种迷信和崇拜又正是德意志民族不是轻重、蛮横无礼的根源，可是，德意志民族要到哪里去才能找到医治顽疾的灵丹妙药呢？我认为，这一切他们伟大的歌德其实早就准备好了，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和礼。”这里所说的义和礼，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下卷p15）他把德国人作为接受中华文明后可能拯救西方的英雄民族了。
又如遍及全书的各种警句和金句等等。“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 一种心灵的生活”（下卷p35）他能用杰出的外语能力表达出中华文明的基础知识，这对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就是大哲学家了，因为中华文明太遥远太古老太神秘了。所以他是以哲学家面貌出现的畅销书作家。
最后，他的写作也接上了西方的地气，比如“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下卷p72）他利用距离感描写了梦幻般完美的中国妇女正好对应了西方女权主义迅速发展时代背景下传统男性的深深忧虑和对东方的向往。据说法国女作家 Duras 的晚年“意淫”之作《情人》中对中国男性性能力的描写经过同名电影里梁家辉的诠释也激起不少“嫌弃法国妈宝男”的法国女子对东方雄性的渴望。这都是对距离感和异国陌生感的有效运用。
另外，他在翻译中华典籍时是借助西方经典来解说的。比如“辜氏在译《论语为政篇第二》第9节“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在注解中对颜回的注释是“孔子的福音使徒约翰--一个单纯、英勇、理想的性格，孔子所宠爱的门徒”。《泰伯篇第八》第18节：“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辜注：“舜、禹系中国历史中的以撒（Issac）和雅各（Jacob）：中国远古族长制时代两位由务农而登上帝王宝座的人。公元前2255至前2205，公元前2205至前2179.”第19节，“大哉尧之为君也”，辜注：“尧，中国历史里的亚伯拉罕（The Abraham of Chinese history）公元前2356至前2258.”第20节，“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辜注：“武王，武士国王式征服者：中国历史中的所罗门王（The Soloman of Chinesehistory）公元前1122至前1115.”等等。在翻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时，辜鸿铭引用了《圣经》（《旧约》）里诗篇第77篇第5节作佐证。这些都对西方读者理解孔子学说起到沟通作用。”（评传p143）虽然这种对比对西方人了解更深更真实的中国哲学思想有负面作用，但在初期当西方人完全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时候，这种牺牲部分原义而普及中华文明的做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6. 质疑：
由于他尊王反民主的政治立场，所以书中可以质疑的地方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阅读的时候注意。
7. 延伸阅读
对辜鸿铭作品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内容非常全面。对其人思想变化感兴趣的可以深入看看孔庆茂的《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该书爱国主义太浓，有曲解辜鸿铭中立的非民族主义的想法而套上权力机构爱国主义战车的政治宣传成分。除此政治因素外，此书质量很高，推荐一读。另外，如要研究其思想根源，可以看看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其英国导师Thomas Carlyle的作品比如《Heroes and Hero Worship》。
当然，对于纯粹围观的书友，也可以看看央视2016年的纪录片《人物-先生辜鸿铭》等视频作品。严格来讲，他不能算是国学大师，但可以说是国学国际弘道大师，抓住这点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思想和作品了。
8.《国际弘道模块》的学习时间为2017/3/11-6/11，作业为：
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人的精神》为参考完成作业，以帮助各位考查自己读书的收获。作业由简入难。欢迎自己在此基础上加餐。
以下形式自选其一
- 书评：1000-2000字 （两本书任选一）
- 如果你来写《中国人的精神》或《中国民主的历史基础》 ，分别面对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国家人，自选一个国家，做3-5分钟的口头介绍。800-1500字左右。
- 或更简单一点：《为什么要学习汉语？》，面对外国人的演讲，也是3-5分钟约800-1500字。
- 或根据自己兴趣和职业应用自拟和本模块学习内容相关的主题，3-5分钟约800-1500字。比如你有什么和中华文明有关的兴趣爱好，比如书法，你可以介绍中国书法，又或介绍一首你最喜欢的古诗词等。或者尝试一下就自己的职业或工作谈谈一个正统的中国人做和西方人会有啥区别？（即中华文明背景对做好这份工作的特殊优势）。等等。
作业形式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口头演讲录音，我建议大家都试试。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同时为进入书院第二阶段（研讨会）和三阶段课程（实用性专题研究论文）做准备。这些作业自己留档积累起来，以后都会用得上，或派上大用处的。觉得做作业有难度的书友，不用害怕，请认真看我写的导读，耐心看几遍，就会写作业了。多做几次，你会发现你的职场能力（比如沟通能力，和客户、领导对话以及面试）也会明显提高的。各位可以在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就考虑一下作业的做法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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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明复兴而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