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必然

在所有反对或者质疑法国大革命的论据中有一条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就是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制，以雅各宾派专制为顶峰。在大革命的同情者中也存在着对恐怖政策的反思。而对大革命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者来说，恐怖政策是必须的。以上三者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恐怖是法国大革命的必然。而这一论断往往被出于各种目的引申为：恐怖是革命的必然。

我是反对以上观点的，这些都是对历史和历史演变过程的无知，至少不是认真研究和思考的结论。恐怖肯定不是革命的必然，从历史经验而言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必然，只能算是法国大革命的偶然。

首先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两个关键的，但长期被忽略的因素。

第一个是人的因素 : 固然从广义来说人民确实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从无数历史事实来看，人民在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创造性最多是被动引导的。英雄或者魔鬼，伟人或者关键配角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力和作为集体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例子已经不需要举了。

第二个是偶然因素。以关键人物为例的偶然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人物的诞生是有其历史文明的环境，但也有相当偶然性的，甚至偶然到人在或不在其位就直接影响整个世界的变化。比如二战前，法国虽然有戴高乐，但却没有掌权，又比如孙文59岁就病逝等，这些都是相当偶然的因素，却直接决定了历史的整个走向。

所以重视关键人物的研究是破除对历史必然性迷信的正确方法。下文会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做一个整体性分析。

其次要恢复对革命的正确定义。革命一词在很多语言里被完全错误的通用了，比如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伊朗革命等等。就通俗写作而言，如果革命被定义成完全断裂的新旧制度和权力交替，那是可以的。但就历史研究的严肃性而言，必须对革命和暴乱及叛乱做严格的区别。政治学中正统的革命是指人类追求更自由更平等更公正的政治制度时以完全颠覆旧制度的形式而进行的政治运动，具体方式可以是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即使回到西方还没有诞生革命的3000年前的中国古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本质说的也是指社会制度要进步。因此能以 “革命”冠名的政治运动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革命之后的人权、自由、民主等都是进步的，而革命也是以此为目标的。按此定义来看，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命”，十月革命是叛乱，伊朗革命是暴乱，其他革命也可以以此判断。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根据历史事实来确认：恐怖是“伪革命”即叛乱或暴乱的必然，因为凡是退步到极权政体的必然以恐怖方式进行大清洗。

接着，我们再看三大正统革命 : 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辛亥革命。恐怕没人会认为这三者和恐怖专制有任何联系，因此 “恐怖是革命的必然”这个论断肯定是错的。

然后，我们来看为何法国大革命会产生一段恐怖专政时期。

首先，革命也是权力的交替，新权力一方面需要敌人来加强革命者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需要敌人来吸引更多的革命群众积极参与。革命为理想而发动，但革命要发酵成群众运动最终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所谓同仇敌忾。敌人的存在是对革命合法性的确认，是对受压迫群众的总动员，而恐怖专政既是制造敌人的方式，也是激励群众的方式，当然这是最弱智的方式。

其次，我们来看法国大革命的三大敌人：外国干涉军、保皇党、革命者内部的异见分子。对于前两者，恐怖专政其实就是对真正的反革命的战争。受诟病的恐怖专政其实是对革命者内部的异见分子实施的，他们是恐怖专制最大的受害者。这是革命者在内外巨大压力下的精神失常，在一个非常动荡而混乱的时期来鉴别“革命的敌人”和“我们的政敌”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打击扩大化成为他们避免纵容和威慑敌人的首要选择，因为这是最容易做的。

最后必须指出能力是影响政治斗争方式选择的关键因素。通常而言，能力较低的革命者或者政治群体往往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来弥补其能力的不足。即使在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运动也是如此，比如在法国，精英几乎不会上街游行提出政治诉求，更不会暴力或骚乱化表达不满，因为他们有足够能力赢得选举或操控政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只有那些在选举中很难取胜的群体，才会走向街头。另外，年纪更轻的群体通常情况下也更容易用极端方式弥补其能力的不足。

因此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策之根源是革命者能力的不足。固然能力的评估非常困难，但有两个指标还是关键性的：经验和年龄。

首先来看革命者，尤其是掌权的革命者的经验。托克维尔对他们的评价是很低的，他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就指出：依据社会条件、政治经验以及文化素养，制宪会议充斥着泛泛之辈。历史学家Taine，也指出绝大部分的制宪代表都是些不知名的律师和底层法律人士，他们从青年时期就长期忙碌于平庸的案头文书工作，也没有自己的见解，很容易受到卢梭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掌权者缺乏国家层面权力运作的经验，尤其是在一个如此闻所未闻的特殊时期。

然后，我们可以分析革命者的演讲。从他们的强硬的演讲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语言背后的软弱和担心。另外也可以从群众的激情和血腥暴力背后看到他们对敌人和局势的恐惧。这是完全缺乏经验和能力的表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信，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恐怖专制来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今日的朝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最后，我们根据年龄和经验比较一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情况。

美国国父们，费城制宪会议55个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也各自是各殖民地的贵族。至少有29人参加了大陆军的独立战争，而且是指挥官。要知道从独立战争到费城会议距离12年，而独立战争就打了8年，这些年都可以用来积累经验。另外，美国有41个代表在其州都是政坛领导人。而法国大革命从1789到雅各宾派垮台1794才5年，其中共和制才2年。美国华盛顿出生于1737年，主持1787年费城会议时55岁，杰斐逊1787年44岁，麦迪逊年轻一点也有36岁，亚当斯42岁，富兰克林81岁。再比较法国的情况，大革命1789年爆发，温和派中赫赫有名的拉法叶耶特只有32岁，西哀士41岁，米拉波42岁。吉伦特派：布里索35岁，孔多塞45岁，Isnard 34岁，Guadet 31岁。再看雅各宾派是最年轻的 : 罗伯斯庇尔32岁，丹东30岁，Couthon 34岁，Saint-Just 22岁。如果比较年龄，可以发现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普遍比美国年轻，而在法国大革命中，总是更年轻的推翻更年长的前任掌权者，尤其是恐怖专制最后一届掌权者-1793年9月-1794年7月的公安委员会中，最年长的为47岁，最年轻的只有26岁，平均年轻刚超过30岁。然后，我们再来比较美国和法国的人口 : 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790年时才392万，而法国人口1789年是2800万，是欧洲第一大国，却有那么年轻且缺乏经验的人执政，这是匪夷所思的。当然，这不是对年轻人的偏见，但经验缺乏也是事实，至于拿破仑1799年成为第一执政时也就30岁，这是个太罕见的特例，人类史上没几个拿破仑的，不能当惯例，而且拿破仑当时已经打了10年仗了，另外失败的恐怖专政的教训是避免恐怖专制最好的解药。

其实，恐怖专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因：法国大革命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也是毫无准备的，突然爆发而且发展及其迅速，所以没有任何人有准备预案和准备，这是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法国的革命者事先完全没有对革命的预见，也没有对旧制度垮台后如何掌权保持稳定有详细的接手方案。« 人权宣言 »并不制造面包，理想并不能取代具体的公共政策，而后者才是革命次日人民所马上需要的。法国的革命者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准备在一夜之间从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转变成政权的实际领导者。

综上所述，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专制是：缺乏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和缺乏准备，这两个最重要缺陷的弥补方式。因此恐怖并不是大革命的必然，因为人员的产生和到位是偶然的，也因为法国革命者没有任何准备也是偶然的。这两个历史教训也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其实，正统的革命是永恒的，因为人类追求自由的进程不会停止，而政治制度无论在当下看起来多么完美终有按惯性僵化的一天，一旦制度限制了人类对自由的渴望，革命就是必然，这点潘恩比伯克英明，伯克完全看不到历史常规性连续发展中必然的断裂性例外，那就是革命，非暴力或暴力。所以，人类无法告别革命，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预见距离并不太远的革命，并在此之前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准备以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回避法国大革命的缺陷。法国大革命，从这个角度而言，是人类进步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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