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传统不利于民主化吗？论人的自由

目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学术界还是政治圈，无论草根民主派还是装逼公知派，无论美粉还是欧粉，无论是反民主的大陆派还是民主的港台本土派，“中华文明传统是反民主的”这一观点是具有统治地位的。只有极少数人认为中华文明传统是有利于民主化的，笔者有幸属于这些非主流派，而且我认为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在2017年元旦，我可以宣告西方模式的民主已经丧失了内部更新的能力，必须由中华文明作为新的动力输入而复兴。未来的新民主模式是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借助西方民主而复兴的中华文明将是整个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灯塔。今天只是以一篇博客类型的短文作为开篇，先重点讲讲“人的自由”。

民主和传统文明的配合度是民主化难易的关键，传统文明中民主的因素越多越强大，民主化就越容易成功。

我们首先要澄清“西方文明就是具有民主传统”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能说西方文明里有现代民主的例子（有过投票型选举），但不代表其主流传统。相反，后来出现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之历史都远远长于民主体制，而且现代极权主义也是起源于西方文明，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理论源泉，更不用说以后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了。所以从罗马帝国起到现代民主建立之前的西方文明肯定是不民主的。再追溯西方文明两大源头，一是从标准的神权主义犹太教起源的基督教文明，这不是民主的；二是古希腊罗马（公元前8世纪至罗马帝国之前）近八百年历史中，民主也不是主流政体，即使在民主政体的偶像雅典（希腊诸多城邦国之一，并不能代表整个希腊），民主政体在雅典真正运行不过百年（古希腊黄金时代），即使从公元前6世纪初的梭伦改革连续计算到公元前3世纪末雅典被马其顿占领也不过300年，所以用一城邦国之政体最多300年的民主历史来说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传统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确实是因为其历史里有了希腊民主的先例而比中国更容易获得以投票选举为标志之民主的启发。

另外，我个人以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到无法投票的王朝，因此投票选举式民主就无法再发展了，但是这点并不能排斥在远古时期比如夏朝之前的部落时代产生过投票选举的可能，这有待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

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人民主权，通俗地说就是人民进行自我统治。以此展开的民主条件有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人的自由，因为只有人是自由的，才能谈得上进行自我统治。这种自由可简单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精神自由，即人的精神除了其本人不受任何外部事物如宗教或国家等控制。神权主义以宗教控制人的精神，极权主义以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人的精神，都不符合精神自由的条件。在西方文明中存在时间最长的精神控制就是基督教神权，因此这个条件可以概括成政教分离。二是身份自由，这体现在共同体的最小单位-人和共同体的最高层级-国家的关系上，即国民是否和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西方社会，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历史最为悠久，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只是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附庸，他们而不是国家的国民，因此人民和国家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身份自由不是西方文明的传统。三是执政自由，就政治学角度而言，就是人人拥有执政的权利，这表现为没有固化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西方文明中只有现代民主确立以后才算废除了悠久的等级制度历史，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才有了流动的可能。其他现代民主范畴内的政治自由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是基于以上三个最基本自由的基础上扩展的，比如只有在精神自由的前提下，言论、思想和宗教自由才有实质意义；在身份自由的前提下，结社、集会等自由才有可能成为政治权利；在执政自由的前提下，投票和选举才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给所有公民敞开执政大门。

因此，以上三个“人的自由”是一切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基石，没有比它们更重要的民主条件的了。这三个自由也是有重要性排序的：精神自由是人之所以为独立的人的根本，是实现一切自由的基础；身份自由是在精神自由基础上实现一切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执政自由又是在身份自由基础上真正把民主落实的前提。所以对这三者在中西文明传统中的情况对比是最能说明哪个文明更适合民主制度的了。

第一、精神自由：精神为人之内在，非任何物理外力可以强行干预，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囚犯都可以有精神自由，所以精神自由为民主之首要条件。按西方文明历史而言，民主的首要条件是政教分离（世俗化）后获得的人之精神自由，这才使得每个公民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实现其政治主权。

中国是人类社会中唯一一个原生性的世俗国家，是最符合这个民主基础的。而基督教却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天主教传统的法国之民主化可以说就是世俗化的过程。新教虽然号称宗教改革废除了诸多天主教教权，但英国国教依然长期对政治进行干预并迫害异教徒，美国就是由被英国国教迫害而出逃的清教徒所建。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依然被基督教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着，成为民主国家中最不世俗化的国家。即使是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时代，也有对异教徒和亵渎神灵者的迫害，最典型如耶稣。因此无论是从基督教起源或者是希腊起源的西方文明而言，政教分离都没有中华文明更彻底更发达，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还没有2000年前的古代中国更完善。

西方人迄今还没有摆脱宗教对伦理和信仰的指导，而中国人很早就用哲学和文学取代宗教而以个人精神灵修作为信仰的最高境界了。西方人的信仰始终在神的指引下，而中国人的信仰却充满了人神合一的灵性。因此就这点而言，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符合民主的首要条件，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精神上更自由。

但是，随着伊斯兰化在全球的扩张，中国的世俗化程度实际上是比2000年前下降的，这是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警惕和打击的。

第二、身份自由：民主需要独立于任何其他人或组织的国民，而不是附庸，国民有权利和国家直接发生互动关系，而不是通过其中介比如领主，民主制度要保证国民有独立的参政权。因此自由民占国民的比例直接决定了政体民主程度的高低。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存在身份自由。古希腊时代是奴隶社会，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以西方民主典范雅典为例（选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注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人口总人口为25.8万，其中奴隶为10.4万，具有独立参政权的是男性成年人，为2.8万，为总人口的11%。因此最民主的雅典也没有做到国民主体为自由民。以后的西方社会长期是封建制度，大多数国民是领主的附庸，小领主是大领主的附庸，大领主是国王的附庸，即使是作为贵族的骑士阶级也要效忠其领主而不是国王。自由民虽然存在，但并不是国民主体。在法国，直到大革命爆发，大部分国民依然只知道自己是某领主的“臣民”，而不是法国的国民。因此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身份自由并不是其文明传统。

自由民在工业化之前主要为自耕农。中国自秦一统以后实现了郡县制，在国家层面上就结束了奴隶制和封建制，自耕农从此成为国民主体，直接和国家发生关系，而不需要经由中介，这是和西方社会发展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身份自由而言，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符合民主的条件。事实上，西方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伴随着自耕农数量发展的。英国比法国发展快，因此民主化也比法国快，而美国作为新大陆，一开始就没有封建制（除种族奴隶制外），都是自耕农，所以自建国起就是民主国家。

49年以后，土地国有化，自耕农在大陆完全消失，农民虽然没有成为个人的附庸，却成了国家的附庸，因此并不是与国家平等的独立个体了，民主程度实际是下降的。

第三、执政自由：民主意味着打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使得每个公民都有成为统治者的可能，才能确保主权在民。

西方社会从古代希腊罗马起就是等级制度的，即使是最早的雅典民主-梭伦改革也是以财产来划分等级而赋予不同的政治权利的：只有前两个富裕等级才有资格担任城邦执政官。罗马共和国的政体设计也是按照贵族和平民两个不同阶级进行的共和制，两者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权并不是给予所有共和国国民的，绝大多数国民是没有政治权利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封建时代，平民非但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可能，连受教育权都不能保证。可以说在现代民主建立之前的封建君主制下，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固定的，被统治阶级一般无法进入统治阶级，大多数国民并不享有执政自由。

而在古代中国，从察举制开始保证了国民执政自由，到科举制度建立后大部分国民都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执政者，原来的被统治者成为中华帝国的最高执政-丞相并不是特例，而是常例。虽然科举制度从才能和数量上限制了国民成为执政者的数量，但现代民主制度也以选举等不同形式达到以上两个目的，这是任何政体良好运作的必须。科举制度量才录用，不论出身阶级财富等先天条件，国民可以依靠个人努力从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在宪法意义上保证了了每个国民的执政自由，实现了主权在民。另外，绝大部分执政职位都非世袭，因此原来的统治阶级成员一旦去职，其职位并不由其子弟继承，他本人也重新变为被统治者-在野。即使是作为国家元首之职位-皇帝，也不具备永久性世袭的合法性。因为中华文明早在孟子时代就承认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国家元首的更替自由就成为天理性宪法条款。这在西方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民主化以前几乎从未发生过，因为西方的君主无论好坏，“依法”是永久世袭的。所以，无论从国家元首还是政府来看，在执政自由方面，中华文明都要比西方文明有更多的民主基因。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传统在民主的基石：三个“人的自由”上全面超越西方传统文明。那些因大陆百年民主化未果而愤恨自己文明传统的人们应当好好补课了，补补中西两个文明的课，而不是跟着无知的公知们瞎起哄。而且我认为：百年来的失败之最大根源就是我们没有充分理解中华文明，也没有意识到只有复兴中华文明才能真正走在民主化的正确方向上。

我们相识，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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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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