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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林昭、抗争、基督教和自由及中国民主
- 阿Q精神及鲁迅风格的作品
阿Q及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过度反思。每个民族都有其缺陷，有些缺陷是主流比如教族一体之民族，比如文明未进化完全之族。而有些缺陷是芸芸众生之多面性之一，非主流，小比例，阿Q即属于此类，对此进行反思是一个民族通过自我批判来进步的必须，但不必抬高到民族劣根性的地位。鲁迅的作品是必须品，是警示钟，但不是旗帜和灯塔，因为他就是把丑陋的特例反思成了中国的主流国民性，类似如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我的专业是史学，史学用事实即结果来说话。天下大民族大帝国很多，从罗马到阿拉伯、蒙古、荷兰西班牙英法殖民帝国等，没有一个在灭亡后复兴过的。只有中华帝国能够死而复生：五胡乱华、蒙元、满清等，也只有中华民族可以不断走出失败而重回世界巅峰，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是伟大的有着第一流的竞争力，一个阿Q 组成的民族绝无可能创造如此独一无二的奇迹的。过度抬高鲁迅及其作品不利于我们和全人类了解我们的文明，并从中受益。
鲁迅等作家过度的反思却是可以被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万年”王者之国遭到从未预期的惨败，心理极度失衡，所以拼命从文化根源上找原因，就找了最丑陋的缺点，然后捧着一颗红心吐着血流着泪带着恨把它放大。从而错误的归咎于中华文明本身，这是五四运动最荒唐也是对中国人伤害最大的地方，这百年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了这种过度反思的灾难。
文革就是这种过度反思的政治化全民化的顶峰。而台湾六十年代为对抗大陆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恰好为台湾经济腾飞打下了国民精神之基础。去过台湾的就应该亲身体会到，哪怕是山里原住民的小孩也是可以如古代中国传统小孩一样彬彬有礼的，和经过文革洗礼的大陆完全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力量。
因此，今天的我们不能不读鲁迅，但更要研究钱穆，以“胜败乃民族竞争之常事”的豁达态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明、看待我们自己和向世界介绍中国。
《河殇》的出世或就预示了其后一切的失败，对比《河殇》和国父的《三民主义》演讲集就可知晓。
- 林昭及知识精英和中国之全球形象
林昭很伟大，但也不应该过度抬高。因为她始终还是一个“有背景的，享受着特权的政治犯”。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普通人要有她同样的行为，早就在基层被打死了，哪里还有坐牢的资格？有无数这样默默无闻死去的，没有人关注过，也永远不会有人去关注，他们在历史里都是数字，青史留名的回报都没有，这就是非知识分子的普通人民群众之命运，生而无息，死而无名，我看他们个个都比林昭伟大，因为他们生前死后都一无所得。
各国的知识精英总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和平民划开界限，我们歌颂林昭，是否在潜意识里也有褒奖或者是安慰自己的成分呢？
精英和平民之分离，这是所有失败的社会运动之根本原因。美国川普的当选和西方民粹主义大复兴，就是白左知识精英高举政治正确而忽视普通人民经济、文化、安全等切身利益的结果。中国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也是如此，我们看不到谈不出美妙理论的人民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践行着民主化。
但是，纪念林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得有一些具体的形象人物来代表。重要的不是她个人的伟大，而是她代表的中华民族之伟大，她代表了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同胞们。她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幽默，有才气有贵族气，还时尚的，同时有豪杰气等集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中华民族从被毛主义忽悠到走出毛主义，走向自由的典型案例，是人类理解“何为中国人”的重要参考。这是林昭在未来百年乃至更长期的历史意义。
这百年是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巅峰的百年，5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或占世界之一半，民主模式为最先进，全世界都会来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探求中国如何走出黑暗时期的根源。因此，林昭之于“勿忘历史”的意义其实是具有阶段性的，而之于“何为中国人及中国人之精神？”的意义倒是永恒的。
阿Q和林昭都是中国人，但哪个是主流，哪个是特例呢？
只有中华民族还没有灭亡，还在不断生存发展，不断突破黑暗而重返巅峰，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寻找林昭的灵魂》表现的不是忆苦思甜的眼泪，而是坦荡豪迈的气质。那些林昭生命中的见证者都有张力的眼神，诠释了中华民族得以反复死而复生的精神。
- 抗争之多元化
每个人基于个性和能力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同，方法也不同，不能抬高林昭来贬低其他不赴死的人。社会进步需要有殉难者，但更需要活着去推动实际事业的人，前者为精神力量，后者为物理力量，缺一不可，大家都去殉难了，谁来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干活呢？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死了，梁启超活着，难道后者对中国民主化的进步比前者少吗？
其实，有时候赴死容易，忍辱负重更难。因为前者知道一个明确的结果，可以随心所欲畅快人生。而后者需要在黑暗中默默摸索，无名无利，还要背负“软骨头”的心理负担，不知未来走向何处，则更加需要勇气。如果是踏踏实实研究具体的方法、模式、政策、深入人民中间去把握整个民族之脉搏的，则更需要控制及转化热血为冷静之思考，要求更高。
社会进步的运动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各种角色，生死都有使命及其意义。
- 基督教和自由及中国民主
基督教从来不和自由划等号，恰恰相反，基督教从来都是自由的敌人，这是其一神教排他的本性。宗教改革前的历史就不说了，众人皆知。
宗教改革后其所谓的自由，来自两点：
一是基督教（新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之信仰自由。在英国国教控制的英国，清教徒屡遭迫害而流亡美国就是要这种自由，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着对其他非基督教（新教）的信仰自由之尊重。直到今天，美国都没有建立如法国一样的政教分离制度，而且随着川普的当选，大有宗教回归侵犯自由之势力。具体可参考美国世俗化历史专著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二是基督教为了在民主时代生存而被迫进行自由化的理论改造。其神学家把现代自由融入教义解释和宣教方法，承认世俗化和政教分离之合法性。这是神学向人文文明的投降和妥协，若非如此，基督教就失去了民主时代的合法性，它必须与时俱进求生，仅此而已。相关作品远可参考潘恩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近可看Clinton Richard Dawkins，《上帝的迷思》，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The God Delusion，2006，Jacques Berlinerblau, How to be secular: a call to arms for religious freedom, first Mariner books edition, 2013。另外，Dalailama，《相对世界的美丽》，叶伟文译， 天下远见出版（台湾），2006。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2006， Ronald DWORKIN, Religion without Go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也可一观。
人生而自由，不需要借助任何宗教来获得自由。
个人信仰自由，各有所爱，应相互尊重。但如以宗教为依托来争自由之政治策略，所得有限，后果严重，因为一神教排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非要抹黑中华传统文明来宣教，从而失去大部分国人支持，又是变相地愚民，重蹈毛时代覆辙，不是好的方法。以韩国邪教猖獗为典型教训。而国内农村受基督教影响甚大，也几近邪教化，令人堪忧。
中华文明本身就具有民主和自由的基因及历史传统，欲中国民主化，必先真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明。见拙作中华文明传统不利于民主化吗？论人的自由
关于林昭是否是基督徒，我不能确信。我是研究宗教的，比如雨果的宗教思想。雨果很早就不是天主教徒了，又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但诸如上帝等基督教词汇和表达方式依然大量充斥着其文学作品乃至国会演讲。所以，单单从林昭作品中的基督教词汇之使用并不能证明其基督徒身份，或是感情文学用语，而非信仰。
另外，林昭送给来看望她的张元勋一个小礼物。这是她在狱中做了一个“帆船”的小摆件表达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典型以诗咏志的中华传统士大夫之人文信仰模式，而非基督徒之做法。
林昭被推定为基督徒，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策略，如同伊斯兰教把海瑞也推定为穆斯林一样。当然，我只是怀疑，并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林昭的偏激个性出发去理解她的坚持，应该比从宗教出发更客观。因为她的作品之话语体系完全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即使她是基督徒，也不是依着基督信仰来坚持反抗毛主义的斗争的。
另外，或许她在土改时也杀过人，至少曾经是这场运动的帮凶，自己良心不安，更加恨那个欺骗了她的毛和主义，所以反转之下的反抗就更加决绝，也或有赴死以赎罪之心理。
总之，中国之民主自由，第一要走世俗的道路，不能退化到宗教上去；第二要借鉴中华文明传统的精神来超越西方现有模式；第三要更贴近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让人民从民主制度中获得“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