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能为中国民主化做什么 ?

这是我在不惑之年的生日和诸君分享的心得，未必够长够细节，但应足以对未来至少半个世纪的全球自由和民主的进步有概述性的诠释。注 : 中国民主化和全球的进步是一体的，这是本文核心的大局观，下文详述。

本文并不遵循逻辑论证严格的学术要求，原因有二，一是我并不想说服谁，无论从启蒙或者观点争议而言，在2014年10月11日的今天， “说服”和启蒙一样除了浪费同仁的精力和时间别无它用，第一建议就是诸君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的实力上，要务实讲效率，因为需要准备的事项非常多，诸君也应当有愉快的私人生活，时间很宝贵的; 二学术是严谨的，我对其非常尊重，但在历史大变局的时刻，基于现实论据的学术很难预计历史的突变，至少不会以历史的突变作为假设的前提做研究，而后者却是有着历史基础的“人”的“洞察力”，但“洞察力”无法评估，且民意和历史即将的变化很快会说服绝大多数人。

年轻人当然首先以年龄为标准，但本文扩大化定义到所有拥有青春之心的同仁，无论年纪大小依然对未来有梦想愿努力，沉着而不急躁。是那些可以把“再不革命就真的老了”当作笑谈和社会形势研判条件，而不是奉之为圭臬的同仁。因为革命是真正的历史大潮，非人力可以主动回避或挑唆，它爆发的精确时点是有偶然性的，但原因却在漫长的社会的运动中早已种下。人类能做的只能是顺从历史大势，如果革命（注 : 关于“革命”的定义请参考我的微博和博客，以下如有类似相关名词比如“中华文明”也同样参照，本文不展开了。）是注定，无论以和平或其他方式，无论以体制内或其他方式实现，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让革命的社会代价尤其是平民阶级的代价最小化。到目前为止的革命史都没有摆脱过卢梭说的“底层人民总是为革命付出最大的代价”，但我们在今日之时代应当有足够智慧和实力摆脱这个“诅咒”，这是你我的时代责任。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历史转折期的积极的准备者，即为民主化后的“次日”所准备。而这种准备就是本文核心的方法论。

本文不讨论路径，无论何种路径，我对中国民主化深信不疑，而原因有四，一是如上节所言，结果如果注定，路径其实并不重要，讨论路径徒耗精力且易成同仁之间的毫无价值的分歧; 二路径是面对千变万化的时局而足够智慧且迅速的自觉，这是各位同仁之理性和灵性的底蕴在瞬间的爆发，无须也无法讨论; 三太多人讨论路径，或者说几乎没有人谈到民主化后的次日之准备以避免社会代价过大，所以你我要拾遗补缺，研究社会需要却没有足够引起关注的议题。四年轻人既没有决定路径的实际或道德的权力，也没有影响路径决策的话语权，但你们有足够时间准备以站在变局之后的第一线来捍卫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所以做好替补或“救援队”是诸君现实的责任。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然使命。虽然不讨论路径，但我准备谈谈同仁应该有的气质，这是本文核心的人之塑造。

由此本文以大局观，方法论和人之塑造三部分组成。其实各种诠释大多已散见我的围脖和博客“微语录”栏目，有兴趣的同仁可以详细了解。

大局观

即使从古代史开始，人类社会至少在亚欧大陆的社会国家之变迁就是连锁互动的，只是由于科技等因素这种交互影响是随着时间走向现代而逐渐增大。进入近代民主制度构建时期，英国和美国革命对于欧洲大陆即使是法国的影响已经非常关键，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全球性延续至今。二战以后至今，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家实力和超越现实的声望（足够溢价的国家品牌）对几波民主化浪潮起决定性作用。未来之中国也必将以其实力、新生的活力及智慧、天下兴亡之价值观深刻影响全球的社会进步，即更民主更自由的世界。而且我可以说民主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昨日和今日之美国。主要原因有三 :

一是现行的现代西方民主模式历时300年，已经全面固化多年，本身缺乏革命性的创新土壤，这不是说西方学界没有创新，相反，西方的知识分子和部分政治精英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推进民主的进步。但是整个民主体制并不接纳革命性的创新，试点可以，但那种震动现行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的先进思想已经无法全面落实。因此非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和成功模式才能给西方世界内的改革者和大众以号召力，使他们相信“民主进步”是有外援能赢的，同时这种强大的力量也将严重动摇现行保守的利益集团。环顾世界，唯一能有这种足够强大力量的就只有中国。中国的这种新民主模式还将革命性影响美国，欧洲等目前老牌民主国家之内部民主制度更新。（注：政党竞争在全球化下的互动以第三条道路为典型案例，那还是20年前的事）

二既然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所以也是多元文明交融才最优化，如同混血儿一样美丽。而现行民主制度起源于西方，古希腊罗马，几乎是纯粹的西方文明产物。但它领袖世界数百年之后却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它缺乏其他文明作为新的思想来源来重构其理论体系，比如何为自由主义？比如何为代议制？等等。能作为新民主模式有效的思想来源之文明必须有悠久且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华文明就是下一个新民主模式的思想来源。这将是人类民主史上第一次融入了东方文明和智慧的民主模式，是第一个东西方普世价值的混血儿。他的开放性将完全颠覆现行西方主流保守而封闭的 “西方化”。因为当东方人数百年来以西为师并超越之的同时，西方社会精英还在怀疑“用刀叉的如何向用筷子的学习呢”。在大国领袖层面上，我所知道唯一对东方文明之价值有清晰认识的是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别无他人。

三中华文明之融入后的新民主模式不代表中国特色，中国只是该模式得以落实的第一个国家。全球化和普世性的深入导致各国制度和政策越来越同质化，即使公民个体的价值观和文化(娱乐)志趣也是如此。虽然各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民情不同，民主制度是会有所不同，但在基本原则上都是一样的，而且会有更多的原则同质化。中华文明是融入新民主模式，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西方模式，是站在现有模式的肩膀上。因此中国将吸引那些最有活力和最有智慧的西方民主改革家来华推荐和依法试行他们在西方僵化体系中无法实施的改革创举。因为中国足够大，一省甚至一个地区之规模就抵得上一个国家，只要在地方分权治理上有提前量的设计和相关保障，完全可以形成类似先秦时代百家民主争鸣的灿烂局面。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启动的新民主模式是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并以在中国成功的实例反过来影响改革者之母国民主制度乃至全球。民主后的中国是所有“能赢的人”的舞台，学校，广场，俱乐部….

以上是我对中国民主化对世界之影响的研判，称之为大局观是因为我断言“能赢的同仁们”是应当从这样的格局和视野来思考中国民主化的。这不是中国人的雄心，甚至都不是主动承担的责任，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命运，因为中国足够大足够老又足够新，她没有办法不影响世界，既然如此就要努力给世界正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是双向的，即西方世界求新求变的民主诉求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主的模式选择和同仁们的准备。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历史的，现行的民主模式和宪政设计的学习了解，而是要在站在上面看到现行制度的弊端和历史教训，更要看到那些被西方主流忽视的改革意见，也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坦率说，鄙视中华文明的是缺乏对西方文明和现行民主制度及其民主化历史的深入了解的)，还要超越欧美看到诸如印度，南美等后发民主国家可借鉴之经验（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国家实力和名望为借鉴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大局观是决定“赢”的第一因素，因为透彻了解了未来之演变和各种作用力，不仅可以使得决策顺应历史大势，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准备。

方法论 : 如何准备迎接未来

先讲两段小历史 :

一“普选扮演了整体性政治操作的角色。人民希望它可以解决现实问题，消除腐败，建立好的政府，尊重公共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普选成了所有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法国学者Rosanvallon对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实现成年男子普选后社会期待的描述。而历史证明普选并不能注定解决“面包”问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很快失败了。

二“国大党在1927年就开始拟定了它的外交政策[…] 后来几年这个政策被反复而广泛的宣传着它变成了国大党的政策基础之一，也是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印度的政策。” – 尼赫鲁 « 印度的发现 » (我多次强烈推荐此书，不要因印度之艰难小看了国大党的成熟和智慧)。

法国二共的失败从本质上说是共和派缺乏执政能力所致，他们对于理想过于浪漫化的执着，使其诸多政策从立宪开始就脱离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他们也缺乏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和视野，我今天不评价拿破仑三世专制的自由度，单从执政能力、了解人民之渴望、顺应历史大潮（工业化，全球化）而言，共和派任何人与之差距甚远，这些能力从来不是一日可顿悟的。而印度国大党未来之准备的提前量即使是外交政策也是1927年开始的。如果深入了解，他们对未来的国民营养的配给都在三十年代做了精确准备。这种准备和思路绝对是印度民主可以稳固的关键。反观中国之自由派，是否有类似准备吗？更多的是理念和价值观的诉求，是路径之争议。而实际上，民主化后有两件大事是必须准备的 : 一是社会之稳定，这种稳定是给所有人包括投资者对未来民主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信任；二是人民的实际需求，因为一旦有了民主（以普选为标志），人民对于人权的诉求会立即转变为对就业，教育等实际社会问题的诉求。而这些政策应当在历史巨变前就应该完成并形成一定范围的全民共识，在巨变之后的“次日”就可以实施的。这就是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任何没有在巨变次日之全面详细之准备的巨变都有极大的风险和代价。从这点上我对一味号召革命却没有足够准备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另外，虽然体制之僵化是事实，但我从未怀疑体制内从上到下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正直人士，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也是事实，自上而下巨变也不是概率为零的。但如果巨变是必然，那么抓紧现有的时间好好准备才是真正捍卫公共利益的王道。

准备这个部分内容非常多，我以后会抽时间逐个解释，现在只能在以下的综述中非常小部分举例点到为止，供同仁们结合自己之专长展开。

这种准备是具有四大特征：通用性的综合能力、面向全球、超前性（要有提前量）、全方位(人人可以参与的)。

一、通用性的综合能力

这是纯粹的技术要求，最基本的是成为积极公民基本的政治素养，一言以蔽之“会投票”。这意味着要懂得基本的宪政和公共政策的知识，比如总统和总理（如是双首长制）之不同角色定位、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基本限制；同时在自己的职业领域有足够能力去监督甚至提出相关议案，比如环保专业人士在环保法案上的议政能力不应该比不上国会议员。再提高就是更积极的公共政治的参与者乃至主角，即“会议政”，这个范围层级相当广阔，对能力的要求也非常广阔，是从实践上升到一定的理论了 : 比如要对主要国家之民主化历史有相当了解，对政治学对国会，社会组织等各种参与主体的作用和案例有基础知识，同时结合自身职业或爱好有一或几项独家之特长。还有更进步的，我今天先不展开了。但我想提醒一点，虽然书生意气是可贵而可敬的，但人民利益最终要靠务实的政治运作而保障，人民不应该是个人理想的赌注。对于还没有经过全面理论学习准备的同仁，我强烈建议先从尼赫鲁，布莱尔等知名政治家的相对“忠诚的”自传开始，先把务实之精神牢固在大脑里。另外有很多所谓的理论性名著在没有建立”会议政“的能力之前，读了副作用巨大。最后我想强调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至少是阅读能力。就我所知，很多具有现实操作和借鉴意义的外文作品从未也不会进入中国，中文领域的解读很多是毒草，另外很多学术创新的研究也不可能翻译引进，所以有外语阅读能力是成为“能赢一代”的标准能力配备。如前文所述，中国之民主化就是世界民主进步，其模式是集人类智慧之大成，不懂外语很难想象如何去“集”。另外，美国学术研究实力雄厚，即使只懂英文，一样可以比较透彻了解法国，德国等非英语系国家的情况。

二、面向全球

除了面向全球吸收智慧之外，最重要的准备是在巨变之际安全球各国和人民之心。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突然爆发而毫无准备的，欧洲各国恐慌于革命更恐慌于法国对于欧洲的影响，而革命党人完全没有就法国的外交政策做准备，也不了解欧洲恐慌的根源，这是大革命战争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二共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在第一时间阐述了外交政策。而拿破仑三世在复辟之前就有名言“第一帝国是战争，那么第二帝国就是和平”。中国民主化的时代当然已经超越了200年前那种动辄兵戎相见的时代，但各国对于新生民主中国之怀疑，投资者对于资金安全和未来经济发展之担忧都是正常的，因此面向全球的准备就是要在巨变之时甚至之前告诉他们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拥有民主中国之世界的新面貌。社会代价要小社会就要稳定，经济就要稳定，有面包有工作，这是最底线的准备。但我们要努力准备的却又有着高的目标，即民主后的中国要成为全球最有信心的投资地，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更强大的发动机，是自由经济和社会公平的样板。达到这个程度，就需要对经济政策，更理论化一点，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如何干预经济进行理论重建，我认为目前的主流理论是无法适应的。面向全球还意味着要对全球局势的发展有基本的了解和研判，比如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同时，各国民族民粹主义的复兴，伊斯兰主义的扩张，中国之大而无法置身事外，这是民主中国至于人类文明社会的责任，其实也是中国的内政，我们都应该有理性务实的预案准备。最后，面向全球化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应当具有程度不一的国际声望，这应当在民主化之前就要建立相当基础的，因为这代表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公民对未来民主中国之信任甚至是期待。

三超前性（要有提前量）

未来之变化无法预料，但从目前来看，还需相当时间。所以今天之准备不是为了今天之局势和人民之诉求，而必须要有提前量，所有准备的政策等诸方面都要有超前性。这意味着我们要对未来之局势和民意有基本的预见。比如对于金融领域的秩序调整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务实的政策取舍，还需要足够强大的政治同盟。又比如未来地方治理模式，简单用联邦制或单一制肯定是过时的，因为全球竞争从国家之间转移到以极点都市为核心的地区性集团竞争已经是现实的趋势。又比如内政方面，全国性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建立，目前中国是按省分制的，如何平稳过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如更细节的如生育政策，鼓励还是中立，按人头补助还是税收优惠？还有双重国籍问题、海外侨民及外国侨民之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都是可以也应该先期准备的，而这种准备应当如何在价值观理论和现实政治之间协调也都是应该考虑周全的。至于立宪和立法方面更加是必须提前研究和准备的。比如民主化之初是否要马上出台新宪法？还是以联合国相关公约作为临时条约之主体代行，待转型期平稳之后再立新宪 ? 国会立法要不要像法国借鉴具体规定国会的立法范围 ? 立法范围是做减法还是加法，要不要分离科学性和政治性立法到不同机构？两院之定位包括其竞选制度设计又如何？以上这些有的已经有西方学界开始研究了，有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超前性就意味着不单单从西方现行制度去研究，那只是一个出发点，而更要关注他们的理论突破。我今天不展开，不过想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台湾国会选举是多席位大选区，但选民只能投一票（法国历史上是多席位按省选区，选民投多票），有台湾学者提出4席位大选区，选民可投两票。有兴趣的同仁不妨研究一下其中之奥妙。最后，我要推荐一个超前性的政策准备供大家思考，也是我在围脖上多次提到过的：国际交换生制度。既从高中开始，学生只要通过语言考试，在高中和本科，研究院每个阶段都有公费出国留学机会。这个政策影响巨大，且涉及巨广，功在千秋，有兴趣的同仁可以想想。

四全方位(人人可以参与的)

这条准备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或职业或个人爱好或价值取向。大家应该已经从上文看出两点，一是巨变还有待时日，二是准备事项非常多且相当具体，可以说是是次日就可以试行的。所以应该还是有足够时间来准备的，比如 8年时间如果专攻一项或一个领域，如果方法得当，应当有所大成了，或许个人天赋或现实条件所限，未必人人可以达到业内顶级，但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人士肯定是可以的。实践领域的可以走实际政策研究之路，理论领域的可以考虑理论创新以为实际政策提供体系支撑。经济界可以关注经济政策，文化界可以关注文化政策，医生也可以关注医疗体系的改革，就是学生也可以关注教育改革，诸如此类， “准备”这扇大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的。

人之塑造：气质

气质既是人综合实力的外在表现，也是内在思维和决策方式的决定因素。不同气质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之所以用气质取代路径，实际上是想说有气质之人是无须重点考虑路径的。气质有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也有部分是后天觉悟的，因为人之内涵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显现或隐没的问题。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伟大气质的群体，反之亦然。中国民主化之伟大，我们无法想象其可能由缺乏足够气质的群体所推动。中国民主化之艰难，旧势力之庞大，中国本身之巨大沉重，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足够气质以超越现实利益集团之群体，又如何可以战胜之。当我断言中国之民主和世界之民主进步等同，那么缺乏领袖世界之气质的国民精英是无法彻底完成民主化重任的。这是气质和历史变局之关系。

两军相争勇者胜，所谓勇者即气质。如果没有从内心自觉而生的蔑视对手之气质，又如何谈赢呢？这种自觉之心小部分是与生俱来的，绝大部分其实是理性研判而生的，拥有必然赢之未来，面对一场都输不起的对手，蔑视是正常的人类心理反应。对未来有足够准备，可以创造人类史上最广阔的影响，面对注定消失的历史注脚，即使是侏儒也可以有巨人的气质。这是气质和对手之间的关系。

狮子不会去寻求豹子的保护，豹子不会去寻求豺狼的保护，豺狼不会去寻求绵羊的保护。领袖型国家也不会以寻求国际支援为生命线，也不会以获得世界的赞美而沾沾自喜。王者之国行事恪守其价值观，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负责为决策依据，不会拘泥于短期内的毁誉，不会陶醉在浪漫主义的清新气氛中。每个国家基于自身历史传承和现实条件，都有特殊的气质。最优的决策应是最贴切其国家气质的，而与之背离的决策即使不是灾难也一定不会成功。代表国家核心力量的精英群体之气质就应当代表了国家之气质。这是气质与成功决策之间的关系。

人有天赋，诚然。但人有血脉，文化之继承，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有5000岁，只是目前的困境，悲观，绝望，迟疑让很多人忘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中华气质。它从来没有因历史变迁和现实压迫离开过你们，它只是需要被唤醒的自觉。

我想诸君已然明了我的意思了。

本文就以这句话结尾吧：

我们相识，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民主